灰色寓言（4）——西藏，凝眸七年（连载四十六）

第六章   灰色寓言（4）

达赖喇嘛流亡后，中共在西藏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治所需要的各种机构，但要完成这一点，需要平息还在各地蔓延的叛乱。对于平息叛乱，中共并不生疏而且充满自信，这不仅只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与叛乱者相比要强大得多，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平息了其他民族边疆地区的各种叛乱。关键在于中共自己就是以叛乱起家，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正常社会就是叛乱。他们与国民政府“平叛”的军队周旋数十年，最终从叛乱者变成了统治者，因此他们和叛乱者打起交道来绝对深谙此道。

尽管有人对他们在平叛中的一些失利幸灾乐祸，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几年内，就镇压了这块广大区域内的大部分抵抗。1962年中共宣布西藏全境内平叛结束，虽然仍有零星抵抗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这对中共统治已无根本影响，从而显得微不足道。

关于所谓平叛中藏人的死亡数字，至今也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流亡的噶厦政府官员夏格巴宣称在拉萨有1.2万人死亡，1.5万人受伤，荷兰的范普拉赫先生认为在拉萨有8.7万人被杀害。可能因为这位范普拉赫先生根本就没有到过西藏，所以他不知道1959年时的拉萨全城只有3万人，就是我在1984年生活的拉萨，人口也只有10万人。

中共公布的数字是，拉萨战役消灭叛乱武装5360余人，其中击毙545人，击伤、俘虏4800多人，中共军队死亡63人，受伤210人。这与我在西藏生活期间，听经历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包括藏族）讲述的差不多，从他们支零破碎的回忆中，仍可窥见当时的血腥与残酷。不过真正的大规模杀戮，应该是在今后持续几年的大清洗中。由于中共宣传基于政治需要，加上信息黑箱化和对历史的任意篡改，其统计数字的公信度极低。这个历史疑案只有留给后人解答。

西藏各地的平叛还在进行，中共便开始了所谓“民主改革”，根据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1959年3月22日下达的中央指示，具体做法为：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的口号下充分进行。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度一律废除，但要加以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1959年5月，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宣布在农业地区开始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运动。并制定了《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的法令。根据后一个法令记载，全西藏贵族头人（头人实际是部落领袖）共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约占26.8%；全西藏共有大小寺院2138座，未参加叛乱的约占55%；全西藏共有农奴主代理人（这些人大约是属于非贵族但较富裕的中产阶层）约4000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约占7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财产，为全西藏贵族和上层僧侣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总价值为六千万元。赎买方法采取由上登记由下评定，赎买金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者八年还清，五万到十万元者十年还清，十万元以上者 十三年还清。

当年10月6日，中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到1959年底，西藏农业地区有五十七个县，七十四万人口参加了土地分配。而对于西藏的牧区，中共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除没收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或贫穷牧民外，对整个牧区的财产所有不予改变，即所谓的：不搞斗争、不分配牲畜、不公开划分阶级的“三不”政策。到1961年全西藏牧区的二十八万人中已经有二十五万人口参加了这类运动。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当时整个西藏，“农奴主阶级”的贵族头人的73％，寺院喇嘛的45％，中产阶层的30％参加了叛乱，加上前后追随达赖喇嘛出走西藏的数十万流亡者，已然不是中共所称的“少数反动派”。这些人拥有全社会财富的三分之二。而他们最终都被驱逐或消灭，财富则被完全剥夺。即便是对剩余三分之一社会财富的赎买，也无非是暴力胁迫下的强卖强买，并非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正常交易。

对社会涉及面如此广泛的人群和数量如此巨大的财富用暴力进行消灭和掠夺，对一个族群和社会的摧残必然是毁灭性的。中共在西藏的所谓“民主改革”，实乃其在中国一贯做法，即以现代“民主”之名，建构的都是前现代的专制。说的是为改变西藏旧有政治和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用的仍是恐怖暴力手段，此种方式在历史上只有纳粹暴行可以相提并论。

在西藏各地的抵抗逐渐被平息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 这就是1962年与印度的边境战争。这次战争已有许多研究者做出过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毕竟这次战争与西藏的地位问题并无太大关系，它只是一个继承了西方早期扩张意识但不具备现实扩张实力的新兴国家，与另一个以东方意识高度专制的新兴国家之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所发生的冲突。

其实，毛泽东对于领土问题，并不像他后来的继承者们那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毛一直以共产主义乌托邦迷思（中共称为国际主义，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和机会主义结合的态度处理国家之间边界问题。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被印度占领，后来建立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为中共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实际控制线后退二十公里。

印度的失败使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久难愈合的创伤，也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存在的地位。对于中共，战争自然打乱了在西藏建立政权机构的时间表，但也提醒了他们西藏在整个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次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然消耗着中印两国的巨大资源，从而使喜马拉雅山成为极易引发的火药桶。

不过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感到尴尬的，应该是流亡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因为战争的双方都是他们的敌人，但又是其中一个敌人给了他们避难之所。不知道当时这些背井离乡流亡的人们心里作何滋味，但肯定他们当时身处某种难言的境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