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黑土地，朝气蓬勃而去，万念俱灰地离开
关于69届初中毕业生，最近读到的一个博文所言：“TA们失去的是错过了接受知识的最佳年龄”，讲的真好！是的，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历史所造成的特殊一代人。
本文仅仅是以前讲义的一部分，原文使用他语言构思，现重新反译为中文，实属不易（笑），因为需要更换大脑思维按钮还有价值观念的差异。作为曾经的“逃兵”，并不是光彩的事情，我一直非常内疚，但我把它变为后来的动力，从而“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多样，一帆风顺是人生，苦难历程也是人生；然而精神的力量是多么的重要，有了精神人就是钢；没有了目标，人比玻璃还要脆弱。我是凡人，个子矮小，没有能力站在高度去述评那一段历史，因为我也生活在其中，因为我的遗传基因难以改变，只能不断自我进取进化。我也不愿当“祥林嫂”，去向过去讨要什么悲天悯人。只是希望告诉年轻的人们和自己的后代，正确看待社会，对待人生，人生的明智选择并为之努力才是自己的救世主，结果会伴之而来，上帝还是公平的。
我出生在北京邮电医院，那是母亲单位的附属医院。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妈妈从单位被直接送到医院，大出血，亲人们赶到时，医生告诉父亲只能保证婴儿了。记得姥姥后来告诉我，她从未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火，当时父亲双目圆睁地对医生说“大人孩子都要保”！父亲卷起了衣袖，可血型不合，父亲的拳头砸在桌上。刚好亲朋们赶到，很快友人的血液就输进了妈妈的静脉。而我朦胧中的记忆只是小时候如同摇篮曲伴着我成长的是妈妈即使做家务也要背诵的1437，2845，3691那样的的数也数不清的数字符号。
我的父亲出生在山西襄垣的窑洞里，奶奶生了7个儿子，但在那贫瘠的黄土高坡，包括父亲仅仅3人活了下来，就很不易，所以都没有上过什么正儿八经的学校。年关，奶奶将她辛苦纺的棉线交给爷爷，让他到城里换食物。城里正巧有钱人搬家，处理多余的家什，于是爷爷就拉回了一车的书籍。从此他们闲时就钻进了这些知识的海洋，如同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收着知识，并写得一手好字。七七事变，刚刚当上乡里小学教师的父亲，率先离开家乡加入牺盟会，在晋察冀地区从事地下组织活动。不久叔叔也经北方大学而后参军，抗战胜利后来随同刘邓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又在张国华的指挥下转战西南边疆，并在那里成家立业。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奉命进城来到了北京，听母亲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到母亲家做客时的故事。未来的丈母娘见到未来的女婿，当然是煨汤烧鱼，喜笑颜开。可是父亲却不肯动鱼一筷，为了化解姥姥以为味道不佳的误解，妈妈把鱼骨刺挑出去，一块一块地放到父亲的盘子里后，父亲才“狼吞虎咽”。饭后父亲红着脸诚实地“坦白”：不知道怎样吃鱼！在那交通不便，只有大风走过的黄土高坡，用水都十分困难，那里会有鱼呢。
所以从小父亲在饭桌上，总是告诉我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不容许我们浪费粮食，他要求我们要自食其力，虽然家里思想很“民主”。他让我知道了农村的孩子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但是年幼的我，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摸样，可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记得牢牢。小学低年级时，班主任叫我到校长室，等在那里的几个非常顺眼的叔叔阿姨莫名其妙地让我转几个圈，蹦蹦跳跳。于是老师征求家长意见，舞蹈学校招全日制住校生，建议我去报考，记得是父亲坚决反对；又一次高年级时，外语学校招考学生，我被推荐，记得是母亲反对；因为那时的我满脑子是“十万个为什么”的梦，就想着考个好学校，以后即使不能去天文台“上天”摘星，也要“下土”考古有个新发现什么的（那时的中国海洋文化太少太少）。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因为她在父亲进城时，仅仅是个刚毕业的学生，除了少小回过南方老家以外，没有经历过任何风风雨雨的折腾），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多亏老连长千金一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时代，当然的必然趋势，我们会要争取入团，然后仍要向上，还要入党。要求进步，行动自然要跟得上，任何都要干在先。于是我被通知将被派到团部政治处，所以自然而然就到了填表审查阶段，我如实地填写了家庭成员等等一系列项目，交给了一位大于我的知青。TA看到我和父亲的姓不一样就问为什么，我说那时地下工作的需要。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申请也没有批下来。
于是有一天指导员带着沉重的面孔告诉我，“外调回来了，你不符合“进步”的条件，而且连队的文书工作也不适合了，因为有人提出了异议，不过小学缺人一直要你去，不去团部也好”。当时那个决定对我，一个还没有成人，没有选举权的女孩子来说，好比晴天霹雳！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虽然我多次掉进沼泽和冰河），但那一次我的心比冰还冰！
从此我看着远山偷偷流泪，望着流水独自发呆。我迷茫了，失望了，没有了方向（虽然生性南北不分，北京出门多要家兄陪伴）。我开始想念母亲了，我又思念父亲了，我对着荒野喊着哥哥的名字，想问一问到底是为何，期盼他拉我一把（就像带我去参加他小学的队会，就像他带我去后海滑野冰深水游泳）。
一个多月我不知道自己想了什么，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同一个宿舍的贺小风（柯岩/贺敬之的女儿）悄悄告诉我，她要走了。我大彻大悟，我为什么不走？于是，我精心策划，当然名义上请假照顾病重的母亲。我留下了所有的生活用品，仅把我带到北大荒的书籍（那是国家发给父亲的参考书籍）又装进了父亲给我的一只旧皮箱。请一位姓于的知青大哥（我们都叫他“干勾”），因为他担任全连的热水锅炉，一年到头早起，乐于助人。黎明前的黑暗中他送我到路旁，彻骨的寒风中等待开往鹤岗火车站的汽车。
汽车来了，大概那位大哥明白我是要“逃跑”吧，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把那只手提箱扔上了汽车顶，挥了挥手。我回头望去，可很快冰花遮住了玻璃，一切都看不清楚了。我永远感谢那位大哥，在他无私的帮助下，我成功地做了不光彩的“逃兵”。
在火车上一位回京探亲的知青热心地帮助我，照顾我辗转经鹤岗，三棵树，哈尔滨，天津，终于到了北京车站，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将近两年了，我第一次抓住母亲放声大哭，没完没了。然后立即住进了近邻的协和医院急救室，因为双脚10个指头如同黑色的糖葫芦，还有黢黑充水的两个耳朵，都没有了知觉。医生说，严重的冻伤！再晚一点儿，就只能……。虽然我是唯物主义，虽然上帝给了我“逃”的惩罚=冻伤，但还是善意地留给了一个完整的我，让我能够继续自食其力。感恩，感谢帮助我的那位于大哥，还有那位火车上相助的知青。
代后语：有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也是一种解脱or超脱，一种可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方式（笑），误人子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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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歌 荒木丰尚 作词.作曲
喜爱春天的人儿是 心地纯洁的人 像紫罗兰的花儿一样 是我的友人。
喜爱夏天的人儿是 意志坚强的人 像冲击岩石的波浪一样 是我的父亲。
喜爱秋天的人儿是 感情深重的人 像诉说爱情的海涅一样 是我的恋人。
喜爱冬天的人儿是 胸怀宽广的人 像融化冰雪的大地一样 是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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