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中国大陆长大，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信命，是个无神论者。现在年龄大了，回想自己以及我父母的命运和经历，突然领悟到人的命运其实是天定，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
我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十三四岁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中共的蛊惑，加入了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开始给茅山新四军根据地做地下交通，搞情报。中学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加入了常武地区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一直到46/47年暴露被捕，后因特务头子（是我爸的把兄弟）心软，有意在下半夜松了绑，我爸才在夜幕掩护之下逃出了关押地点，逃到到了苏北。后经中共组织审查过关，参加了中共华中地委干部培训班，培训结束被分配到了20军政治部，参加过渡江战役。
但是由于搞情报工作期间被捕过，家庭出生不好，爷爷据说去了台湾，所以一生坎坷，活得非常痛苦，经历令人心酸。我父亲一直否认说我爷爷是在解放前就在上海去世了，但是没有坟墓，也没有任何在上海的亲人知道。邻居有很多老的国民党官兵去了台湾的，七十年代初期两岸有些松动，有去台湾的老兵回大陆探亲，转弯抹角地告诉我奶奶说我爷爷去了台湾，但我父亲因为文革等一系列迫害的后遗症，坚决否认，还在家里办了个墙报，说我爷爷解放前在上海去世了，目的是消除谣传带来的影响。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并不懂父亲的心思，他的那种害怕和恐惧，看看今天的情形，我能够明白几分。
我爷爷兄弟四个，他排老三，过继给了一个苏北的大财主做儿子，这个大财主参加过北伐，是一个退休将领，但没有子女，具体啥机缘我爷爷过继给他，我爸从没讲过。因为我爷爷生前是国民党下级军官，我爸则被中共吸引过去了，所以他们父子是仇人，互相不相见的。我父亲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疫后就被派回了江苏老家，作为军代表参加土改，建立了当地政权。土改结束，我爸被分配到了当地法院做书记员，因为他有文化，上过中学，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但在镇压反革命时，担保了本地的特务头子也是他的把兄弟，说他救过我爸的命，也算对革命有功，请求法院轻判，可我爸算老几啊，结果是特务头子照样被镇压，我爸也被调离了法院系统，去了税务局。
不久我爸得了肺结核，决定辞去税务局的公职，换取了一笔钱，到上海大医院治疗肺结核。54年在上海养病期间，经当年他的老上级上海杨浦区委书记的推荐，怀着立志报国的心，上了江苏农学院成了调干生。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他觉得学农业才能报国，结果又一次选错了人生道路。58年一毕业，就去了高淳农业局，不久就被分配到了高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关进了牛棚，一直到文革爆发，东躲西藏，后来称病回到了老家。
直到74年由当时的他的老上级的老上级，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季方（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政委）亲自给我家乡的党政领导写了一封信（我见到过这封信的影印件），证明我爸是48年入党的老农工民主党员，算民主人士，才算安排了一份工作。结果当地政府让我爸选一份工作，我爸就选了附近的中学做了一名生物老师，因为我妈妈在家乡的农村小学教书，所以我爸觉得到中学工作最好了，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结果一个解放前读过名牌中学，原本向他上海的富家舅妈借钱要到美国留学的，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参加了地下工作，后来身份暴露，进了20军政治部，当时他也就18岁。解放后虽然有机会进大学，但一生坎坷。一个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意气奋发的有为青年，到老只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所幸到晚年享受了一点点离休待遇。我的父亲的人生，可说是一步错，步步错，糟糕透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爸一直照顾那个特务头子的遗孀和子女，尽管他自己也是只有一点点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子女都叫我爸舅舅，我小时候还跟了我爸去过这个所谓的我奶奶的干女儿也是干姑姑家里，他们一家对我爸非常感激，两家关系胜似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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