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人问这个长篇连载故事是否是虚构的，因为很多故事实在离奇。我的答案是，正因为离奇，恰恰是我编都编不出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故事，只不过为了叙事的便捷和对若干真人身份的保护，特意做了一些处理，如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时空转变等等。
上回说到蔡京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以后在家里举办了一次生日聚会，请来了王晓虹夫妇、俄罗斯伊丽娜、捷克员工弗拉斯提拉夫。王晓虹又带来两个曾经住在他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李芳芳和陈嘉宇，都在查理大学学钢琴。蔡京和伊丽娜事先达成默契，如果有人问他们怎么认识的，就说是伊丽娜是留学生，看了招工广告来的。
吃着饭，大家表示要唱歌助兴。得知伊丽娜来自俄罗斯，众人便一致要求蔡京为大家演唱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完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又唱了《三套车》。王晓虹则唱了《山楂树》。伊丽娜听得入神，也轻轻哼唱起来，还奇怪地问道：“你们中国人怎么对俄罗斯歌曲这么熟悉啊？”
王晓虹道：“我们那个年代嘛，跟着苏联老大哥，谁不会唱苏联歌曲？” 她颇为兴奋地问伊丽娜道：“对了，你们现在的俄罗斯人对我们中国人怎么看？”
伊丽娜一听，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耸耸肩，道：“奇怪，怎么我遇到的中国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她心里想，这人的逻辑思维是怎么了？俄罗斯有一亿四千万人，中国人有十三亿，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精英，也有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乡村农妇，什么叫俄罗斯人怎么看中国人啊？
她脑子转了转，想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道：“俄罗斯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一个一辈子没离开自己故乡的人，和一个多次去中国旅游的人；一个从未接触过中国人的人，和一个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身边不少中国朋友的人，恐怕对中国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哦，是这样！” 王晓虹似乎恍然大悟，蔡京则连连称是。王晓虹又问道：“那你觉得中国人好吗？”
伊丽娜耸耸肩，眨了眨眼，正不知道该如何应答，蔡京接过话茬，半开玩笑道：“瞧你这问的！” 王晓虹嗔怪道：“随便问问嘛，我来布拉格那么多年了，还没去过俄罗斯呢！”
伊丽娜笑笑，道：“呵呵，哪里都有好人！”
王晓虹又问道：“你们俄罗斯和捷克一样，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发展得不错了吧？人们还怀念苏联时期吗？捷克人可不怀念那个时期哟。”
王晓虹的捷克丈夫帕维尔点点头，道：“那倒是。二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基础就很不错，全世界能排到前十名，自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就穷了起来。1989年东欧剧变天鹅绒革命，捷克和斯洛伐克逐渐分割为两个主权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并建立市场经济，到了2006年世界银行就把捷克列为发达国家了。”
王晓虹道：“是啊，持捷克护照可以免签去很多国家呢。又是申根区国家，欧洲基本可以随便跑，方便得很。” 她又问伊丽娜道：“俄罗斯现在也应该不错了啊，怎么我看见俄罗斯游客来布拉格还都需要签证呢？”
每次有人问这话时，和别的俄罗斯人一样，伊丽娜都会觉得自尊心有些受伤。曾经的超级大国，一本护照的通行便捷度却赶不上一个弹丸小国；都在欧洲境内，别人可以畅通无阻，但是俄罗斯人出境却需要签。虽然签证也不难，毕竟要填表缴费等一系列手续，没有那种买机票或开车说走就走的潇洒和便捷。
伊丽娜如是说：“那是因为免签是对等的，俄罗斯也不给他们免签。”
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陈嘉宇问道：“据说莫斯科红场其实并不大，比天安门广场小多了！”
不知为何这句话又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心，伊丽娜有些不快地回问道：“你去过莫斯科吗？你去过红场吗？你怎么知道？”
陈嘉宇一愣，心想，这还用亲自去一趟才知道吗？这俄罗斯人的个人自尊为何非要和红场的尺寸绑在一起呢？
帕维尔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起了当年“布拉格之春”遭到了苏联和华沙成员国饿武装镇压，苏联的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最终镇压了民主运动。帕维尔那是还是少年，但记得家仇国恨，记得人们对苏联的厌恶和抵触。他义愤填膺地说着，似乎忘记了在座的还有一个俄罗斯人，而她的自尊心不容外国人当她的面指责她的祖国，但是和同胞们一起怎样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政府都不为过。
弗拉斯提拉夫观察到了伊丽娜似乎有坐立不安之感，于是将沉重的历史政治话题转向西伯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风光。一说到贝加尔湖，王晓虹又来劲了，道：“其实贝加尔湖就是中国的北海啊！苏武牧羊不就是在那里吗？太可惜了，被你们俄罗斯给占了！”
陈嘉宇一听，接着道：“海参崴、海兰泡也是中国的呀！”
伊丽娜自我解嘲道：“是，都是你们中国的，呵呵。”
蔡京吆喝大家干杯、唱歌。他打开电脑，找到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伴奏，唱起了李玉和的那段“狱警传，似狼嚎”的片段。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伊丽娜，仿佛被李玉和那英雄气概给迷住了......
这一晚聚会总体上伊丽娜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非常不合群。她只有回到俄罗斯人中才觉得如鱼得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散会的时候，弗拉斯提拉夫与她一起离开，请她上家里坐坐，被她谢绝了。他要陪他走一程，她同意了，但是到了她租的小公寓楼下，他黏糊啦半天，她还是执意跟他分手道晚安了。
闪前到2018年夏季，我在布拉格与蔡京重逢，听他讲述这一个个故事。我问道：“后来怎么样了？伊丽娜还在布拉格吗？”
蔡京不好意思笑了，习惯性地拍了拍后脑勺，道：“咳，这不后来她非要来我家找我，干了几回，就是不要我钱，还要来跟我住，我不同意就自杀。”
我吓了一跳，问道：“怎么？她死了？”
“那倒没有，说来话长。”
原来，问题的根结就在伊丽娜做过妓女的历史问题。他二人如胶似漆、颠鸾倒凤的时候，蔡京总爱把这个话题带出来，问道：“你的活儿那么好，是不是跟每个客户都这样啊？” 而当伊丽娜稍微冷淡被动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跟你的客人也都这样吗？” 总之，伊丽娜进退两难、左右不是，且备感侮辱。终于有一天她爆发了， 抄起一个酒瓶照蔡京头上砸去，摔门而去，彻底消失了。
我叹道：“既然她一心一意跟你，何必旧事重提呢？”
蔡京道：“是啊，人倒是好人一个，但是知道她有过那段历史，毕竟是个阴影，所以每次干那事儿眼前全是那一幕幕摆脱不掉的画面。”
他是需要一个历史清白的，最好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因为他说他从来不要“二手货”。这倒不是难事，因为总有女人需要找个经济依靠，大千世界从来不缺少这种女人。
离开了布拉格，我和王闹又开车去了中世纪CK小镇，接着开车前往瑞士、法国、比利时。两年后听人说蔡京又官司缠身了，店面房东跟他打官司，邻居也跟他打官司，供应商也跟他打官司。看来有官司缠身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官司缠身的命。
从欧洲回到温哥华，我就准备去美国了，莎拉依旧在网上发简历找工作，王闹则彻底搬到了泰国芭堤雅，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戏剧多的人到哪里都充满了戏剧，到了泰国甚至比在中国、加拿大还是非不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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