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万经文（2）
在所有那些讨论西藏历史的著作中，少有谈及宗教对于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达赖喇嘛及流亡的噶厦政府认为，因为宗教西藏才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佛国乐土。而中共政府则按马克思的说法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于是众多的人群也就被双方的观点引导，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自附和着这一方或那一方。
不管双方的观点如何，勿庸置疑的是，不同的宗教对同一个地域，或者同一个宗教对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导致不同的历史结局。这其中除了地理环境和族群传统的差异，宗教和僧侣们的身份差异，起点差异和所传之道的差异，必然会将信仰者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引向完全不同的归宿。在西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松赞干布之前，西藏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起源于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苯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系统，是流传于西伯利亚和亚洲腹心地带的萨满教的分支。它所崇拜的对象有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土石、草木、禽兽等万物在内。苯教起源于上部阿里的古象雄地区，后来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播至整个西藏。它的的祖师据说叫饶米沃且，意思是最高的巫师。而从聂赤赞普起，有27代赞普都用苯教来协助管理行政事务，那时的苯教巫师控制着部落的祭祀、会盟等重要仪式的主持权，还作为专职的官员为赞普占卜吉凶，借机参与政治事务的决策，所以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
佛教进入西藏的时间，一般被认为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拉托多聂赞时期，而真正有系统有规模的进入西藏，还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治吐蕃之时。佛教怎样进入西藏，并无一个统一的说法。据神话传说，某天当拉托多聂赞在王宫的屋顶休息时，从天上掉下了几件佛教经书和供养物，佛教就这样传入了西藏。当然这传说在今天看来是受了苯教的影响，因为苯教对天十分崇拜，此说使民众认为佛教进入西藏的形式，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和合法性。
而学者们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些佛教经书和物品，应是当时零星进入西藏的印度僧人带来。中共政府的官方说法则认为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从尼泊尔和中国两个方向传入西藏，是松赞干布与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中国的文成公主联姻时，由两位公主分别带进来，得到王权提倡和扶持的政治结果。这是一种偏颇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范式。虽说一种宗教在某个区域的盛行，必然要与当地的政治结合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也不可否认王权对佛教的支持，公主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上层路线的结局是吐蕃内部政治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几次宗教迫害运动的发生，公主们所起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是无益和有害的。
佛教在西藏最终确立主流地位并得以发展，仅靠公主们的努力不能令人信服，根本还是僧侣们有意识有规模的身体力行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松赞干布曾三次派人到印度学习，但都不是为了输入佛教，而只是创制藏文字，因为那时精通声明（音韵学）文字的大师多是婆罗门和佛教僧人，所以接触佛教是正常的，但不能认为就此佛教传入了西藏。
在这个问题上，寺院僧侣集团也有他们的说法，即认为佛教进入西藏实际是释迦牟尼预言的实现。据陈天欧所著《喇嘛教史略》说：“一时佛陀为众弟子所环绕，座于竹林精舍苑中，眉间忽发五色妙光宛如虹霓，其光屈折射向北方雪国（西藏），释尊莞尔而现无限欢喜，目视彩光的方向。一菩萨请释尊说明此奇瑞的原因，释尊乃授以《梵莲华经》，经文言曰：‘此恶魔恶神所居住未开化的雪国，三界诸佛从未施以教化，但将来我教将传入此国，恰如太阳光照全国而教化之。’”
当然，这仅仅是佛教的传说，不能成为佛教传入西藏的必然原因。实际上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就不但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已到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其传播范围北到克什米尔、南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并在公元前1世纪就越过葱岭通过新疆进入中国。那么为什么公元前6世纪就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1000多年中没有向西藏传播？又为什么在1000多年后大举进入西藏，相继挫败其它宗教，在往后的又一个千年中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最为庞大、最有权势的寺院和僧侣集团，建立了如此宏伟的宗教基业？
今天看来，公元7世纪之前佛教没有向西藏扩张，的确有着太多区域地理上的因素。传播的愿望和企图，在巍峨耸峙难以跨越的喜玛拉雅山脉面前望而却步，西藏的广袤贫瘠、人口稀少也使得较大规模的寺院集团难以生存。但是，佛教其后进入西藏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公元7世纪以后，佛教进入西藏并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的正常传教活动，而是一次伴随着宗教迫害和教派衰微危机的被迫大流亡，这种流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今后几百年里不断持续。流亡的背景是印度佛教的衰败和印度教，特别是崇拜大自在天的“涂灰外道”（即湿婆教）的快速兴起，伊斯兰教对南亚地区的入侵，由此带来对佛教的排斥和迫害，直接威胁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存在。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内在原因，进入西藏以后的佛教，对西藏其后的历史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一千多年，即公元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已开始衰败。中国唐王朝僧人玄奘到达那里时，佛教已经回缩到了几个地区和几个大寺院，而在更大范围内则是持续的衰败。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玄奘到达犍陀罗，那里的十多所僧寺全已荒废，塔多颓坏，天祠百数，异道杂居。另外一些原来佛教盛行的地区，如波斯、月氏、吠舍离国和曲女城等已是“塔庙甚多”，“全无僧尼”，佛教最发达的摩揭陀，佛教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虽住有“正邪”万余人，但佛徒只有四千，而许多地区则佛教几乎绝迹。
印度佛教的衰败由诸多原因造成，其内部因素首先为佛教理论的经院化。公元七世纪以后，佛教哲学理论的研讨日渐稀疏，能够代表新理论体系的大师和经典论著也不多，在理论上还能够维持局面的只有大乘瑜珈行和中观两大派别。这时由于印度教在五印地区持久扩展，佛教的信徒日渐减少，理论学术活动不断萎缩，最后集中于几个大寺院。这极大妨碍了佛教的传播，也使其离民众越来越远，社会基础日渐削弱。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的密教化。早期佛教也具有神秘主义内容，尽管后来佛教正统对此不齿并加以猛烈抨击，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面对民间流行的各种包罗万象的咒法、星占和巫术，因此在向民众弘法中，有的僧人也以巫术灵异诱惑信徒， 这样巫术就逐渐渗透到佛教内部，并成为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因素。
此后，佛教继续向印度婆罗门教、中国道教和其他原始宗教吸取民间信仰。除巫术星象外，又有了护摩（火祀）、曼荼罗（结坛作法）、印契（手式召神）、灌顶（表征成佛）和供养、大乐、双修以及对其他各种佛菩萨、善神恶神的崇拜。再后又把传统的禅法演变为专门的瑜珈术，使密教由初始的一种非合法流派，演变成为一种可包容一切佛说和神变，自称可以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复杂体系。到公元七世纪，密教进入经院学派的殿堂，使用了瑜珈和中观学派的理论建立自己的哲学基础，成为唯识和中观两大学派的重要实践内容。但后来密教中的大乐（以性关系为解脱）使得密教由神秘主义走向肉欲主义，从而离民众越来越远，印度佛教也就由此走向终结。
佛教衰落的外部原因，是印度教的扩展挤压和以武力为后盾的伊斯兰教的毁灭性驱赶。公元7世纪正处于南北印度连续数百年的割据混战时期，这时正值伊斯兰教兴起，穆斯林军队进入南亚次大陆，从而改变了古老印度的历史和文明。
公元637年，阿拉伯军队从海上进入孟买附近并在巴基斯坦登陆，此后又相继攻占阿富汗南部和俾路支的马克兰。到公元10世纪，北印度已完全为穆斯林所统治。基于伊斯兰教的一神教教义，穆斯林对实行偶像崇拜的佛教和印度教加以取缔和毁灭，大量寺院被毁，大批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异教徒不得不改信新的宗教。以著名寺院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至公元12世纪末，佛教基本上被驱出了印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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