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拍照的岁月（六）
撤退去解放区
父亲出狱后，依旧受到特务的监视，无法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1月，地下组织决定让父母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去。
组织上把跟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和暗号通知了母亲，让母亲身穿深蓝色旗袍，咖啡色大衣，左手拿一份报纸，右手拿一只橘子，在外白渡桥英国领事馆附近走动，届时会有人跟她联系。
那天，母亲缓缓走过领事馆门口，有一个人跟上来问她：你是不是要去汉口？母亲说：是的。他再问：要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母亲说要乘飞机。这样，暗号就对上了。这人告诉了母亲出发的日期和时间，约好在火车站见面。
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父母在上海火车站跟联系人碰头，他把他们交给了交通员老郁。老郁跟父亲工作上常有接触，是熟人。老郁带着父母离开了上海。
他们先坐火车去无锡，在无锡转乘汽车去江阴，再从江阴渡江去靖江，靖江是国统区，看守很严。交通员带他们沿着江边走了很久，在人烟稀少的乡下，走到一条小河边，对岸有人在放哨，腰上别了带有大红绸子的手枪，那里就是苏北根据地了。交通员和父母坐了当地农民提供的木盆过了河。交通员跟岗哨对了口令，把他们送到根据地的第一个交通站，交给了第一站的交通员。
接下来，父母跟着第一站的交通员，来到第二交通站，经过近十个交通站，步行了二百多公里，终于抵达了淮阴的华中党校。在华中党校，他们被编入了“南下干部纵队”，准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同年5月，父母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双双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终于可以拍照了
或许父母已经习惯了隐姓埋名，习惯了低调行事，习惯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这件事儿在我们家难得发生，父母从来没有带我们去照相馆拍过全家福。
每次去同学家，看到人家的墙上挂着大幅的父母结婚照，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几代同堂的全家福，还有大镜框里密密麻麻三姑六婆的亲友照片，我都会留步多看两眼，我羡慕人家的红火热闹。
在我们家，墙上和书桌的玻璃板下没有一张照片。只有两张风景画——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在父母的房间里挂了几十年。为此，母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说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在母亲留下的五六十年代的旧照片中，很难找到父母的合影。最后我终于发现一张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苏州与武文斌（时任苏州市公安局长）夫妇的合影。为了搞清楚父母的历史，我托哥哥在国内查找资料，他在张承宗的回忆文章里，发现父亲曾经跟武文斌在1944年去华中党校参加过整风学习班。原来那是一张老同学重聚的留念照片。
父亲、母亲、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都已化为尘埃，回到了无垠苍茫的宇宙中。
为了了解父母不拍照的岁月，我竟然有幸从历史纪录中，从老一代人的回忆文字中，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热诚、他们的故事。
最神奇最有意义的是，我再次走近了父母，隔着时空告诉他们，我理解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选择。这一选择为父母短暂的人生注入了意义，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评说，于他们、于我，都无关紧要了。父母没有留下年轻时代的照片，却给我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启示：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后记：本文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中，有四位：父亲、陈公琪、刘长胜、王中一，在十年浩劫中，毅然选择了用肉体的死亡来换取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士可杀不可辱。谨以此文追思七八十年以前，为了抗日，为了理想而奉献一切的一群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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