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38. 人在旅途）

上回说到来到荷兰，从那里准备开始环欧自驾游，不免回忆起旅居捷克布拉格的老朋友蔡京的欧洲往事。其实这蔡京和王闹很早就认识了，那还是八十年代，那时候蔡京有个女朋友叫戴燕燕，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的高材生。有一次蔡京去戴家，只见客厅餐桌边坐着一个文文静静、眯着笑眼的年轻男子，正在跟戴燕燕学英语。据说他早就一门心思要出国，找了很多门路，最后他妈还是靠嫁了一个英籍华人才终于解决了他的出国问题。这个年轻男子便是王闹。

十几年后蔡京跟我回忆那一幕，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闹当时的穿着打扮。蔡京描述道：“别看我有时候不记事儿，马大哈，但是有的细节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那时是八十年代初，人们还都穿得很土，男的基本上都是松松垮垮、皱皱巴巴的中山装，不是灰就是蓝，哪里有什么款式造型？可是我那天一眼就注意到这王闹虽然也穿的是中山装，但是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他的中山装显得服服帖帖，还有恰到好处的垫肩，而且还收了腰，所以特别衬托出宽肩细腰，显得这个人特精神。”

那个年代人们着装确实款式单一、色调沉闷，而这王闹偏偏有什么诀窍让自己与众不同呢？后来我问起王闹此事，他也记得那天，道：“那时候蔡京还是个小帅哥，怎么现在成了这幅模样了？老倒是不显老，就是不单单谢顶了，脸也圆了，腰也粗了。” 说起他那套亭亭玉立、玉树临风般的中山装，他自夸道：“没错，我那时候的衣服不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改过的。即使再没有什么选择，我也会把到手的成衣加工一下，尽可能时尚一下。我那中山装本来比较肥大，叫我那么一改，走在人堆儿里立马脱颖而出。”

别人还穿纯棉的，他就开始穿涤纶的，夏天则率先穿上了的确良，特意到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处转一圈，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他心里特别得意。他还很早就学会了烫发，常用一个电钳子，把自己的刘海儿烫成一个大波浪，颇有文艺范儿。

这王闹当时已经从专攻跳舞的文艺兵退役，开始往裁缝上转型了。从小就喜欢缝补、绣花之类的女工，当时正要恶补英文，准备出国学习时装设计呢。王闹的故事更加离奇、另类，不亚于蔡京的经历，以后章节再详谈。

有人问，王闹既然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怎么还会与他结伴同行。王闹缺点不少，优点也很突出，他是一个只有一块儿土豆都能跟人分一半儿的那种人；在旅行中的消费观上，跟我十分一致——我谈不上穷游，更谈不上奢游，只不过不想虐待自己罢了。我自由行结伴过多人，大多有致命的毛病，以至于你无法再与这类人结伴出行，但是王闹还真没有那些常见的毛病。举例说，有一年我和另二人结伴出行十一天，其中一个总爱占便宜。问题是你占一次两次可以，这一路上都想占，实在不妥。若三人打车，理应大家分担；若有一人抢付，另二人应该下次回报，但是偏有此人被惯出了毛病，别人埋单，天经地义。另有一例，又一次和一朋友出行，这人实在太省钱：深夜下飞机，疲惫不堪，我们又拖着行李去找酒店，我实在想多花点儿钱打个出租车算了，而她却执意还要满大街找公共汽车——如果你说服她别再麻烦找公交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打车，她蹭你的，那是可以的。更有的，对文化历史一概毫无兴致，只爱考察物价，或照相打卡，证明到此一游便回去交差。

一到荷兰，先参观阿姆斯特丹运河风貌，还有那闻名世界的红灯区，还有诸多博物馆，第三日我们便驱车来到羊角村，一路上对荷兰的基础建设之精细赞叹不已，甚至怀疑这荷兰人是不是都有强迫症，一桥一路，一石一砖，都要那么规规矩矩、整整齐齐。

这羊角村被中国游客熟知和向往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荷兰本地人。这里有村民2600多人，每年却迎来20万中国游客。这里消费率先接受微信支付，并处处可见中文标识。这里被称为是“北方的威尼斯”、“荷兰的威尼斯”，整个村落的交通全靠人工运河中漂泊的船只和180多座小桥。这个小村美轮美奂，有人说是人间天堂，有人说是天上人间，有人说是童话王国，有人说是流动的画卷......。历史上这里一片贫瘠，村民发现地下富含泥煤，于是靠挖煤为生，挖着挖着挖出了很多羊角——这里曾经洪水泛滥，很多羊被淹死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羊角，于是索性就把这里叫作“羊角村”。而且，由于过度挖掘，形成一道道沟渠，村民们干脆把沟渠改造为人工运河，村里的交通全部依赖小船。久而久之，羊角村被大小运河所包围，成为今天的“荷兰威尼斯”。

看看羊角村，犹如对荷兰民族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个村子家家户户似乎都是美学修养高深的艺术家。如果不是，那为何这个村子能自发地演变成如此设计精巧、规划完善的人间天堂？看那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大树参天，还有独具匠心的桥梁、阑干、指示牌，以及一艘艘洁净可爱的船只，莫不是有一个强大的物业管理公司？或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委员会？游客往往只看到美的表面，却很少琢磨问题的本质——究竟是哪一只无形的手在管控维护着这里的一切？是谁人的思维和理念在维系着羊角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一直暗想，倘若在中国某乡村，也有2600村民，给他们这么一片土地，是否也能造就出这样美如仙境且高度文明发达的村落呢？地球只有一个，但为何地域却存在如此巨大差异？莫怪上帝不公，其实差异无非都是人为制造而已。

王闹道：“老蔡怎么会定居捷克布拉格？那不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吗？应该让他来羊角村买房子。”

我当即手机上网搜了一下，得知羊角村一栋房子价格至少要100万欧元，真心不便宜。蔡京买得起吗？

话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蔡京留学维也纳，心思不在学业上，而一心要赚钱，从街边练摊儿开始，又去了一家犹太人开的亚洲餐厅打工。严格来说留学生是不可以打工的，但是当地执法人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也知道中国留学生的不易，更多是同情和怜惜，犹如我们今天看北朝鲜留学生一般。

犹太老板是个不到七十岁的弱小老头儿，名叫汉斯，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个老伴儿，腿脚不便，深居在家，只是偶尔会到店里。这亚洲餐厅以中餐为主，但多是不甚地道的粤式快餐，如炒面、捞面之类。汉斯也是刚从前任老板那里接手没多久。蔡京去了，先是在厨房和几个南斯拉夫人一起打下手，切菜洗菜，后来专门跑堂。有一次，中国大厨因涨工资的要求没被满足，跟汉斯吵了起来，撂挑子不干了，而店里的客人催着要上饭菜，可是那汉斯根本不会中餐烹饪，一时间急得团团转。救场如救火，情急之下，蔡京自告奋勇去当一回临时大厨。他心想：“有什么呀？不就是炒饭炒面吗？是个中国人都应该会啊！”

于是他披上围裙，抡起大铲就准备开始大干一番。谁知饭馆里烹饪和家里不一样，在家里炒一小锅，淡了可以加盐，咸了可以兑水，但是这一下子要炒好几个人的份儿，谈何容易？虽然初露锋芒，不是很成功，但是奥地利客人吃不出来，还连连竖起大拇指，称中华美食果然名不虚传。汉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几个月后，汉斯把蔡京叫到他家里，道：“京，我看你里里外外挺能干。我岁数大了，也不想干了，这餐厅就转给你吧！”

蔡京一听，以为汉斯在开玩笑，道：“我？您在拿我取乐吧？”

汉斯道：“我就看好你了，我觉得你能行。我实在不想干了，准备跟我妻子搬到以色列去，和我的三个女儿团聚。”

蔡京问道：“可是我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接手啊！”

汉斯道：“没关系，我不收你转让费。你就自力更生，交房租、发薪水、采购，挣多挣少都是你的。将来我回来，你管我饭就行了。”

蔡京听了不禁大喜，他早就想有自己的生意，没想到这一天过早到来了。就这样，这家餐厅实质上成了他的，那爱撂挑子的中国大厨叫他给彻底开了，曾经任劳任怨打下手的南斯拉夫人留了下来。他又改了菜单，稍微重新装饰了一下店面，将店名改为“龙的传人”。很快这家餐厅竟然成了维也纳男女老幼有口皆碑的热门去处，连他们学校的教授和同学都喜欢上了。他竟然成为当地第一位开饭馆的中国留学生。

时光匆匆，很快到了1989年，那个不寻常的一年。本来要面临毕业回国，蔡京早早把餐厅转手，小赚了一笔。谁知赶上了六四，回也不是，留也不是。他心生一计，和一个中国同学举着声援六四的牌子和募捐箱子静坐在在学校里、大街上、教堂门口，竭力作出沉痛、悲催的模样。那过往的奥地利人无一不大发怜悯之心，纷纷往募捐箱里塞钱。三天下来，二人回宿舍一清点，足足有五万多先令，合五千多美元！二人立即平分，喜不自胜。

此时的蔡京和作曲系来自台湾的女生陈嘉珍成了恋人。他身边不能没有女人，而且他不喜欢太强势的女人，偏爱那种小鸟依人型的。陈嘉珍娇娇滴滴，会煲汤沏茶，会看男人颜色行事。她也赶上毕业，却焦头烂额不知该如何下手写毕业论文——作曲系的毕业生写论文，一个华人如果去写贝多芬、施特劳斯、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怎么也写不过人家奥地利人，况且导师还要看到新意才行。蔡京点子多，给陈嘉珍出主意道：“我看，你不如写京剧的音乐！首先，这奥地利人本来就对东方文化有兴趣；再者，这里的教授不懂京剧，所以你写什么就是什么，也容易通过。” 陈嘉珍一听，豁然开朗，找找中文书籍囫囵个儿地抄一抄再翻成德语，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就算是毕业论文了。谁知那奥地利的教授看了如获至宝，连连叫好，还给她颁了一个年度优秀论文奖，以表彰她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自那以后，陈嘉珍对蔡京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越发如胶似漆，难分难舍。

蔡京不情愿回国，毕业后奥地利又很难滞留，于是跟陈嘉珍去了台湾，在台北文化大学音乐系谋得教书职位。但是他还是不甘心教书为生。九十年代掀起了东欧倒爷大潮，随着1990年匈牙利队中国实行免签，一时间上万人涌入匈牙利，以至于该国不得不在1992年紧急终止免签政策。很多人都借机发了一笔横财，没多久，蔡京也打起了主意要回欧洲。后来生意做大了，甚至还得罪了东欧的黑社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