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37. 欧洲往事）

上回说到我准备去欧洲进行一场环欧自驾游的壮举，正好远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有一位多年老朋友蔡京邀约我们去那里一聚。我设计的自驾游本来要历时一个月，但是由于要去美国工作，不得不临时缩短为半个月。行程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再往东，往南，折回西，再折回北，最后回到阿姆斯特丹。

众所周知，西欧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而荷兰虽然是弹丸小国，只有两个北京的面积，却是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国家。人口仅比北京略多，却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国。性交易合法，且对娱乐性药物相当宽松，其首都阿姆斯特丹2017年却被评为欧洲最安全城市。人口稠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500人，却有着一流的住房居家环境和设施。在17世纪全国人口仅有150万，却是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和第一海上强国，而且成立了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更何况，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土地高于海拔一米，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洪水灾害频繁。历史上荷兰人一直与海争地，修坝拦海，风车排水，填海造地，目前有17%的土地是人造的。

当年彼得大帝前往荷兰学习，回国后就推行改革，把落后的俄国打造成欧洲强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排斥所有西方列强，唯独与荷兰成为贸易伙伴，且推崇“兰学”，使其快速发展现代化，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

这么一个小国，当然必去无疑，没准我也能学到点什么。

果不其然，到了荷兰，处处令我赞叹不已，只有比想象中更好。谁知，后来驱车往东，越往东越糟糕——德国不如荷兰，东德不如西德，捷克不如德国......，每往东一百公里，就要多发一百句牢骚。

蔡京八十年代初到欧洲，先到了奥地利维也纳，这也是和荷兰不相上下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的音乐之都，顶尖的宜居之地。作为学黑管的蔡京，来到这里和国内音乐院校同学一比，顿时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虽然和国内比优越感油然而生，但是一来到就面临要填饱肚子的问题。

来时全家好不容易换了一百美元，他全扔给了哭着追火车与他道别的女朋友。身上还有零星一些美元，已经换成奥地利先令，但还不够一周的饭钱。学校承诺第一年会有一些奖学金，但是刚够抵消学费和住宿。第一天晚上，安顿好了宿舍，他便去超市里买日用品和食品，谁知那些瓶瓶罐罐花花绿绿的全是德文，他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洗涤灵，哪个是沐浴露，哪个是酱油，哪个是醋。这些还好办，慢慢查字典再说，当务之急是赶紧买点快餐填饱肚子，什么便宜买什么。沿着一排排货柜走啊走，终于看到一堆罐头，是所有罐头食品中最便宜的。他饥不择食，赶紧买了一小桶，又买了最便宜的面包，回到宿舍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谁知那罐头吃了一半，越发觉得不对劲，再仔细瞧那外包装，分明是一只猫头，原来这是猫罐头！难怪是最便宜的！

多年后蔡京给我描述这段故事，我问道：“你不是留学前去北外德语速成班培训了几个月吗？连这个都不认得？”

蔡京一拍大腿，道：“咳！你知道我们，文革中学工学农学军，英语26个字母都认不全，那北外突击德语，压根儿一点儿没学进去！我这点儿德语还都是后来在奥地利逼出来的！”

说是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有的留学生做到了——比如他的忘年交老朋友、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左因老太太，同一时间国家送她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管风琴，彼时全中国只有三人会弹管风琴，左因便是其一。但是蔡京心思不在报效祖国上，他道：“刚来欧洲发达国家，对我震撼很大。欧洲学生周末可以去酒吧，假日可以晒太阳，而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说，只能缩在宿舍里流泪想家。看电视看不懂，看杂志看不懂，打电话打不起，写信邮票舍不得买。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经济问题，没有钱，一切都是扯淡。”

一个周末，一群西欧各国的同学约着他一起去酒吧，大家围绕一长桌，点了扎啤、薯条、花生米、汉堡包等物。学生在一起聚会，自然各埋各的单。蔡京却不知西方这一习惯，以为谁招呼他去，就会为他埋单，且兜里分文无有。

到了酒阑人散的时候，每个人掏出钞票或硬币搁在桌上，他才意识到并没有人给他埋单，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他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这可怎么办？好歹我也是七尺男子汉，不说我没抢单，却要躲单，这多给中国人丢脸？问同学借？这不是我蔡京的性格。跟服务员解释，先欠着，下次再还？可是这一桌高鼻深目的老外无一人这样，为何偏偏我一中国人要这么丢人现眼？”

好歹他们人多，根本没有人注意，服务员也清点不过来，所以就放他白吃白喝跑了。蔡京是典型的好面子的北京男人，这件事让他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蔡京是哼着古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出国的。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告别了十年动乱，赶上了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正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出国前他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等到出了国了，才发现伟大的祖国再不改革开放几乎要被开除球籍了，即便再过三十年也没有人家的美。而过了三十多年后我来到荷兰，想起蔡京的话，思绪万千——祖国虽然壮大了，但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之一，那究竟是说明中国人更富了，还是祖国更好了？

刚开学几个月，蔡京就有了小算盘，他打算一半精力放在学业上，另一半精力放在如何省钱和赚钱上。他从小不爱读书写字，所以不愿意给家人写信，只愿意打电话。可是打长途要去投币电话亭，经常是还没讲几句话电话就断了。当地华人留学生想出一个妙招，传到他耳朵里——即用女生一根长发，一头拴着硬币，手提另一头缓缓将硬币降入投币孔，等到硬币用完，电话终止，再用那根长发将硬币提出，接着投币再打。这个办法一传十十传百，相当一段时期维也纳电话局发现国际电话量大增，收入却不涨，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发现了奥秘，不得不重新修改投币电话的投币孔设计。他们甚至惊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一招是奥地利人万万想不出来的。

语言不好，暂时没法打工，但是他听说了一个挣快钱的办法，那就是去赌场。在那里，赌场为了鼓励顾客去赌钱，会经常免费发放代金券，每人凭每张代金券可以去领取一个可以兑现的筹码，价值200先令，约合20美元。蔡京听说这事儿，心想：“这奥地利赌场的规矩，岂不是漏洞太大了吗？我要是多领几个筹码，赌场转一圈，不赌钱，再到兑换窗口换现金，或者干脆卖给新来的游客，不就挣钱了吗？领一次筹码是100先令，一晚上跑个七趟八趟，不就可以领七八百先令吗？” 于是他带着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去试了几次，果然挣了些钱。结果是，他去得多了，哗啦啦又跟了好几个中国留学生，赌场注意到了，就永久取消了这一促销方式。

中国人每有一计策，这奥地利人就有一对策，总是要断他们的生财之路。第二年虽然免学费，但没有额外奖学金了，蔡京要尽快找到生财之道，于是他准备去街上练摊儿。他亲眼看见维也纳一区域有一些人街边铺张塑料布就卖些皮包衣物，不乏亚洲人模样的，经常围满了奥地利人，他颇为动心。打电话告诉北京的哥们儿托人捎来雅宝路的一些皮货，有皮帽子、皮靴、皮夹克、貂皮围巾等等。等上三五个星期，货到了，他也去跟着练摊儿了。那里别的华人摊贩大多是相貌猥琐的福建、浙江老华侨，而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北京来的韦小宝，又帅气又可爱又逗乐，还会几句德语，很快围上来一群金发碧眼的女士；就冲着不多见的东方美男，一个个也慷慨解囊，很快一堆货物一扫而光。

蔡京第一次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心思更不在学业上了。他心想，这器乐专业，限制太多，时不时要上集体课、单独课，还有没完没了的集体排练、演出，即便将来毕业了，最好的出路也就是有个靠政府和社会救济的乐团能够接收。于是他去跟学校的教授谈，想在第二年改声乐专业，因为声乐专业自由得多，他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练摊儿，去挣钱。

没想到还真顺利，主要原因是他天生一副男高音的嗓子，跟教授磨了几次，竟然批准了。学校也认为这么好的男高音苗子学黑管确实有些屈才。

改行学声乐以后，他基本上都处于放鸽子状态，除了基础的乐理课和辅修课，教授只是每周偶尔约见几次，主要靠学生自主练习。蔡京心里想：“我可是除了睡觉都在练啊！我摆摊儿的时候不也是在喊嗓子吗？”

又一次去同一个地方练摊儿，这一回却摊上倒霉事了——两个警察过来叽里咕噜问话，他一时没听懂，人家就收了他的摊儿，把他带到了警察局。一问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练摊儿也都是要有执照的，他压根儿不知道！

他问警察道：“这不公平！为什么前几次没查我，这次偏偏查我呢？”

老一点儿的那个警察拍拍他的肩膀，道：“年轻人，前几次没查到你，是因为你幸运而已。”

交了罚款，货物没收，警察就把他放了。回宿舍路上，蔡京连连捶自己的脑袋，为自己的巨大损失心痛不已。他迟迟不肯回去，拖沓着脚步走到了多瑙河边，一个人坐在河边发呆，掏出兜里的烟，一根接一根抽了起来。他心想：“这究竟是老天跟我过不去，还是我跟这世界过不去，咋做什么什么不成呢？咋挣个钱就那么难呢？”

直到一包二十根烟全抽完，他才慢慢走回宿舍。他的宿舍二人一间，同屋是个学大提琴的奥地利男生，名叫弗里茨。

走进漆黑的宿舍，他懒得开灯，一头倒在床上，拉上被子就想蒙头大睡，却见对面的单人床上两个人影在颠鸾倒凤、淫声浪语。蔡京打开床头台灯，只见弗里茨和一女人一丝不挂，在行那苟且之事。那女人没有丝毫羞涩，骑在弗里茨身上，挺着连个西瓜大的乳房，扭过头来冲着蔡京抛了一个媚眼。弗里茨则向蔡京招手道：“京，来，我们三个一起来玩儿！” 原来这女子是弗里茨花钱招来的东欧妓女，按小时收费。

蔡京虽然是血性方刚的青春男儿，看到那一幕活春宫颇受刺激，但是他内心对两男一女是很抵触的。他倒是很有修养地道：“谢谢你，弗里茨，我就算了。我还是到楼下大堂里看一会儿电视吧。” 说完，他起身就下楼了，把房间留给了那二人。那晚他就在大堂沙发上睡了一宿。

自来维也纳一年多，蔡京还没有过女朋友。他觉得经济是首要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没心思琢磨男女问题。谁知很快，他竟然成了维也纳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开饭馆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