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鉴老先生当了一辈子远洋轮船的船长，前几年从香港轮船招商局退休。
周老先生在海上漂了一生，搭着海轮去过四大洋五大洲，是个经风雨见世面的人。他这一生在海上的时间比陆上多。
周老先生老了，两鬓霜雪，背脊微驼，身子开始退缩，缩得干枯瘦小。一头一脸的老年癍，手臂上的青筋像蚯蚓在爬行。但精神很好，耳不聋眼不花，清清爽爽，知情达理。
老先生说话嘶哑。我那时想他的嗓子是不是在轮机房里被震耳欲聋的机器给飙坏的？他来自香港却用纯真的国语和我说话，他的口音没有一点香港腔，除非他跟人说港式粤语。他说他小时候在上海读书，三八年跟父母逃难逃到香港。
老先生退休了，没有留在香港，选择在新西兰定居，正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
我问他，香港也不错啊，为什么要走？
他说香港已经不是原先的香港了，你们看不出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透出一种智慧的光。
周老先生膝下无子，独自一人生活，一套房子他自己住一间，余下的五间都租给了留学生。他家里住满了房客，都是来自中国的孩子。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和上海都没有人了。但李生告诉我，他老婆还在，是个日本人，叫什么什么子，平时住在日本，每年到新西兰来看他一次。有时他也去日本住几天，但他不喜欢在那里久呆，他宁愿一人呆在新西兰。
李生是国内来读语言的，我们很多年前在北京就认识，李生到了新西兰后，租住在他家里，我常去看李先，因此也就认识了他。
李生说，周老先生虽然不和他太太住一起，但常打电话，在电话里周老先生和他的日本太太说一口地道的日本语。
李生还说周老先生的车库里停两辆车，一辆破车，一辆豪华宝马车，平时开破车，太太来的时候开宝马。
周老先生不怎么讲他的经历，没事的时候躲在车库里捣鼓电器机械，敲敲打打，拆拆装装，这是他的爱好，也是职业给他留下来的一点痕迹。
周末，他去一家叫圣约翰的教堂做礼拜，那里有一大半的教友都是和他年龄一样的老年人，在教堂他们都相互认识，他用英语和人交流。
那家教会我也去，有时做礼拜的时候，他因故要提早离开，就掏出一张纸币塞给我，托我代他交奉献。
周老先生如敦厚长辈，从善如流，他把这住在他家的学生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他对他们说没事去教堂听听。
大年三十，老先生买很多菜回家，把房客召聚一起吃年夜饭，给大家过集体年。吃年夜饭的时候，他也请我参加，尽管我不是他的房客。
他也有骂人的时候。有一个叫老钱的大男孩房客，搞了一个韩国女生，处了一阵上了床又借口不合适，把人家踹了。韩国女生找上门来嘤嘤的哭，老钱关着房门连人都没出来。那次周老先生站在楼梯口对着老钱的房间用国语破口大骂，骂老钱耍流氓，做人不地道。他骂人的时候，回到了做船长的感觉。这话也是李生告诉我的。
后来李生搬走了，我就不去他那里了。
后来我又见过周老先生一次，那是李生回国后的一年。我去他那里问问有没有李生的信。他拿出一摞信交给我，那是他为李生保存了一年的信件。我接过看，这些信大多是银行的或保险公司的流水单，没有什么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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