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第二十高中）
那夜，书记的那一席话
1976年7月中旬。旅大市中山广场。
今晚跟书记约好在这儿见面。胜利桥离这里很近，晚饭后，我就溜溜达达地走来了。广场中心的水池朝东的一边，正对通向大连港的斯大林路，那个方向是刚离开的二十高，我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背后的天红彤彤的，东边的天依然蔚蓝。
虽然带了本日语书，可没心思看。上周五和书记一起在人民饭店，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了啤酒，忽然就有了成人的感觉。可听着书记酒桌上的话，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脑子里想的，觉得政治觉悟的距离拉得更大了，生活经验也差距悬殊。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呢？
书记一到，就说这个位置好。顺着斯大林路一直朝东看去，天边是海港，我们在那里学工半年；目光拉近些，是外国海员俱乐部和友谊商店，那里可以看到花花绿绿的外国女人；再拉近些，是从火车站通向寺儿沟的有轨电车，附近有我和爷爷住过的家，有我们学校。这个位置的确好，看着远方，可以让我想起一件件往事。不过，书记似乎心事重重。
“你父亲回来没有？”书记问道。
“还没，”我回应道。“听说唐山那边情况很严重，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伤员，没有医院，又缺药，只有各地去的救护队。”
“太惨了，听说楼房都平了，”书记很悲悯地说。“这几天我脑子里净是这类事情，”书记接着说。每当说些需要思考的事，书记就习惯性地紧锁眉头。“你看，1月份总理逝世，3月份吉林那边从天上掉下来成千上万的石头，。。。”
“那是陨石雨，”我说。
“不管是什么，反正是石头，还有一块特大的石头。”书记说。“清明节发生了‘四五事件’，5月份云南那边发生大地震。咱们刚毕业，朱委员长又逝世了，接着就是这次唐山大地震。你不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吗？”
“没觉得，这都是碰巧了，别那么神经兮兮的，难道你也迷信？”我觉得书记这么说有点迷信。
“我才不迷信，但我们得时刻保持警惕，”书记严肃地说。“重大事情发生前都是有预兆的，还记得前两年的海城地震吗？如果不信预兆，灾难就大了。我历史学得不好，但老师不是说过嘛，每到一个朝代末了，总发生天灾什么的。所以，还是对一些反常的预兆警觉点好。”
我想起前两天去玉莹家，跟她父亲下棋时，她父亲边走棋边天南地北地谈论着，其中就提到今年不正常。“你怎么跟玉莹她爸说的一样，她爸也说要发生大事，”
“现在大人都在谈这些，你不知道？”书记感到奇怪地看着我。
“我妈只听新闻联播，我爸去唐山了，就是他在家，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谈国家大事。”我淡淡地解释说。
“你不是一直在装半导体收音机吗？”书记问道。
“是啊，现在开始装7管的，”一提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不由得自豪起来。
“那就可以听短波了，是不？”书记继续问道。
“那当然。短波的我都可以分成两个波段了，短波一和短波二，”我自豪地说。
“那跟一个波段有什么区别？”书记不解地问。
“一个波段台子的密度太大，调不准不说，有时轻轻一碰就串台子了，”说这样的话题我精神头就来了。“分成两个波段，调得就准，不会串台子，声音也清楚。”
“哦，那你可以调到很多外国台吧？”书记的眼睛又大又亮，在重重的双眼皮下闪着光。
我不知道书记问话是什么目的，只说，“就是调到我也不听，要不，不成偷听敌台了吗？”可脑子里却闪现出半夜三更里，调试短波频道时，随着无线电流水般噪音不时跳出来的声音。有些声音会听得我心情舒畅，有些声音会让我心惊肉跳。尽管声音很小，有时还戴上耳机，但还是害怕被爸妈听见。特别是害怕被隔壁邻居听到，虽然日式房子的隔音非常好。
“其实用不着害怕，”书记好像看出我的心思。“文革早都过去了，现在谁还管这些？”说着，他用手指着暮色苍茫中紫藤树下坐在马扎上的一群老人说，“要是你看到谁把小半导体紧贴在耳朵上听，说不定他就在听敌台。”
“不会吧？‘四五事件’后，形势紧得可够呛啊，”我侧过身子疑惑地看着书记，夕阳的余辉辉映在他的身后，看上去他好像浑身镶着一圈金光。我很佩服他的政治头脑和嗅觉，几年来，他给的建议我基本都接受，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不但迟钝，而且是很幼稚。可一直坚定跟党走的书记怎么会说这些话呢？难道文革真的过去了，没人会在意偷听敌台了吗？
“紧也是表面的，没人那么认真了，”书记说。“你想想，咱们在海港时唱《长征组歌》的劲头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劲头，哪个大？”
“当然是唱《长征组歌》的劲头大，”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再想想，现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前两年的批林批孔比比，那时你代表咱学校出去讲‘盐铁论’，哪个精神头大？”
“那还用比呀，当然是讲‘盐铁论’时的大。”
“为什么？”书记问。
“为什么？”我反问。
“来，咱们练一会儿日语吧，”书记突然换了话题，随手拿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讲座课本。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他问了句早上好，不是课本上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回应道。
“こんにちは。”他又问你好。
“こんにちは。”我也对应一句。
“わたしは たなかです。”他用日本人名自我介绍。
“わたしはリぃみんです。”我用中国人名自我介绍。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他请我多关照。
“こちま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也请他多关照。
“これは なんですか？”他指着课本问这是什么。
“それは ほんです。”我回答说那是书。
我跟书记学日语基本就是这样，平时自己在家里看教材，俩人在一起时就随意对话。遇到我不会的，他来教我。发音主要是跟收音机学，日语的发音比起英语容易得多。
说到这，书记又不说了。他问我，“你不觉得上学时参加各种运动浪费了许多时间吗？”我想了想说，“不觉得，要不，干什么呢？”
“学日语呀，或者你的英语啊，”书记微笑着说。“要是我们多花点时间在外语上，不是学得更多吗？”
“也不见得吧，”我也笑着说。“反教育回潮把英语课都给砍了，大嘴小嘴老师都不教英语了，跟谁学？自己看书，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东西，再多时间又怎么样？”
“那也比把时间放在写批判稿强，”书记说。“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再说，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比如可以把那个时间用来学我的木匠活。”
“是哦，不过，”我含混地说，“那也要看需要做什么。上学时，不都是学校安排的活动嘛。”
“我最讨厌的就是在学校时参加那些活动，”书记坚决地说。“现在人家都很厌烦政治运动，我也很烦。”
我再一次侧脸看着身边的书记，不敢相信他说的话。他可是个大积极分子，怎么会这么说呢？回想在学校的日子里，写批判稿的时候，也没见他有厌烦的感觉。不知道书记今晚怎么了，说的都和他以前做的不一样。他以前心里想的什么没跟我说过，也许他真的这么想，只是在他的位置上，不得不去做？也许他真的成人了？我使劲想了一下上次喝啤酒之后的感觉，好像我还是以前那样，没什么变化。难道是我还没成人？
“不说这些了，”书记又变了话题。“你去昭盟的事怎么样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了，”我说。“我爸去唐山之前做通了我妈的思想工作，我妈同意我去昭盟了。”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你们医院有人报名去昭盟，怎么还要你去？”书记不解地问。
“是这么回事，报名的女生后来受不住同学们的奚落，让她爸取消了报名，”我解释说。“本来就是一场闹剧，是他爸一伙用这一招逼我报名。后来听说是体检结果说她有病，属于留城的。总之，最后只能是我去了。”
“这事搞的，我还指望下乡后离你近点，”书记有些失望。“你妈真的同意了？”
“不知道，反正他们同意我报名了，”我说。“我报名后，医院热闹死了。敲锣打鼓开欢送会不说，还给我带上大红花，在医院里照相，到我家照相，还让我爸和我一起在胜利桥头照相。我天天路过胜利桥，却从来没在桥上照过相，这回可有了纪念意义了。”
“你有去昭盟的思想准备没有？”书记提醒道。
“什么思想准备？”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准备过艰苦日子，扎根昭盟60年吗？”
“不是这个，我想的是，你跟那些自愿去昭盟的老青年比，太不成熟了，”书记话里有些担心的味道。“那些人可都是政治油子，又鬼又滑。喜欢出风头，还喜欢算计人，总想压人一头。他们做什么都是有目的的，你要小心点。”
“不像你说的那个样，”我觉得书记说得太严重。“前两天，有两个我要去的青年点的老青年来我家家访，他们非常热情，人可好了，很随和，一点都不像你说的。他们也很实在，我妈给他们炒了一大桌子的菜，还给他俩啤酒喝，他俩全给喝光吃光了。听他俩讲，昭盟青年点真的不错，生活很好。还说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说得我妈都放心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他们都是政治滑头，说的比唱的好听，你可别全信他们，”书记再次提醒我。“你想想，能带头做这么大事的人会简单吗？再说，昭盟的生活真那么好的话，他们到你家吃饭怎么也该客气点，哪能那个样子吃喝。我都能想像出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这倒没什么，我也无所谓，只要我妈放心就行。这样，我去了昭盟也不用担心她为我生病。”我说着，心里涌上一股酸楚。我知道母亲的难处，她既怕我在远方受苦生病，不想让我去，又怕我不报名会影响父亲在医院的声誉和工作。打我记事起，母亲就从不拉父亲的后腿，总是克服各种困难替父亲着想，让父亲安心顺利开展工作。她在单位是积极分子，总想早点入党，起早贪黑地工作，还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她有多苦多累多操心我清清楚楚。谁都知道下乡苦。所以，我宁愿走得远点。这样，不管那里有多苦，我累成什么样子，遭什么样的罪，她也看不见，听不到，也就不会太担心。
“我看了，我说什么都是白说，”书记有些气馁地说。“你怎么还和上学时一样，看谁都好。这不行啊，到了青年点，你可得小心点，人家都是表面说好听的。”
“他们不会像你说的，都是搞运动的人吧？”我也觉得自己的觉悟老是跟不上，想听听书记的主意。“到了青年点还有什么运动可搞的？”
“社会上搞什么运动，青年点就搞什么，”书记像个老知青似地说，我想他可能是从他哥哥那里知道的。“知青里拉帮结伙互相攻击也很多，比咱们班可要复杂了。”
“去昭盟的人都是来自各个单位的，不大可能拉帮结伙吧？”我问道。
“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就有帮了，”书记说。“再说，你们去的都是现有的点，那里肯定分帮的，就看你被哪帮拉过去了。”
“我谁的帮不参加不就完了，”我想说在学校不就是这样嘛，可转念一想，开始是这样，可后来不是还是参与进书记一伙了。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保持独立是很难做到的。
“怎么可能呢？”书记说。“就算你哪一帮也不靠近，也不行。到时，就会有人靠近你了，等你意识到了，你自己就是一个帮派。你周围有人支持你了，你自己就觉得腰杆子硬了，说话也硬了，那时，肯定要得罪人了。那时，你也不像开始时很谨慎，不怕得罪人了。当你看不惯别人欺负你的人时，你自然而然想着要主持公道。到那时，其他帮派说不定就会联合起来跟你过不去。所以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你不能放弃斗争。”
“这回我一定不参与任何一帮，也不自己搞一派，”我听着书记的话，觉得今后真的需要下这个决心，因为这几年班级里的帮派给谁也没带来好处，反而伤害了许多好朋友和好同学，耽误了许多本该实现的事。
“就算你能做到，又有什么好处呢？”书记问。“人家推荐入党、参军、上学什么的，都是自己帮派的，或者帮派之间互相利用。你谁也不靠近，什么好处也不会摊上。”
“扎根昭盟60年呀，还会有什么好处？”我苦笑着说。“能不斗就不斗啦，只要能干点轻活什么的，我就满足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下个乡这么复杂，书记怎么会想出那么多事来？
“嘿嘿嘿，”书记笑得很开心似地，眼睛狡猾地眯成缝了。“哎，我说，你一口一个扎根昭盟60年，你想过玉莹了没有？我听她说，她已经定了留城。你要是在昭盟扎根了，人家那么好个女生，怎么办？她父母什么意见？”
“不知道，没想过，”我被书记问得楞了一会儿，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知道？那你跟玉莹说过没有？”书记紧接着问。
“没，我们才刚毕业，哪好意思说这个，”我说。
“那有什么，你怎么也得知道她对你的看法，”书记鼓动我说。
“我怎么说呀，算啦，到时再说吧，”我有些心烦起来。
“用不用我帮你问问？”书记眯缝着眼睛笑着提议说。
“不用不用，”我忙不迭地表示不用他帮忙，脸跟着也红了起来。这事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心里想。可还是觉得书记一下子变得这么殷勤，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吧，你看着，有什么我能帮上的，你尽管说，”书记放弃了他的提议。“你做的小木箱我已经帮你上好漆，装好锁了，你看哪天有空，来我家拿。对啦，听说你们去昭盟的8月初就走，你看咱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什么时候在一起见见面。”
“好啊，我也想，”我兴奋地说。“不过，于淑娟她们好像跟李丽萍她们不说话，恐怕得分开见。男同学倒是无所谓的。”
“对，是得分两次，”书记说。“这个我来安排，安排好后，我通知你。这回你可是动脑子了。”
我也没觉得动脑子，好像这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女生之间面和心不和，叫谁谁都会想到。
我和书记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谈了很久，谈了很多。夜色深沉时，书记和我互相说着“さようなら”分手了。
。。。
淡淡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了起来，斜斜地挂在寂静的夜空。夜色斑斓，晚风轻拂。静静的中山广场依然灯光闪烁，人影摇曳。这是怎样的一个夜色迷离的时刻？就要远赴昭乌达盟啦，我的心在兴奋而不安地悸动着。对着星空，我再次深陷进毕业后的回想中。
回到家，我急不可待地找出日记本，把心里的感受匆匆地记了下来。书记真是变了个人，可他的话可真让我的思想进步了不少，提高了很多的认识，这算成熟了吗？
（今夜，就以这篇回顾纪念1976年6月30日于旅大第二十中学毕业，并于8月8日离开旅大，奔赴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芝瑞公社常胜青年点，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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