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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有一天，小雨在《光圈》（Aperture）杂志读到一组纪念性文章，文章里介绍了一个叫索尔·雷特（Saul Leiter）的摄影师，当时纽约的MOMA正在举行雷特摄影回顾展。索尔一直生活在纽约，他就出生在这里。但那时他早已去世了。索尔是最早用彩色胶卷拍摄纽约的摄影师，比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用彩色摄影从事严肃创作还要早许多年。但是，由于索尔一直默默无闻，生前几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对于彩色摄影的影响几乎为零，这样埃格尔斯顿被称为彩色摄影先驱倒也名至实归。摄影对于索尔更多的是属于私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又不像南·戈尔丁（Nan Goldin）和荒木经惟（Nobuyoshi Araki）直接用镜头公开展现自己的私生活。索尔一生都在拍摄纽约这个他生活的城市，但是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纽约摄影的镜头里。这怎么说呢？他生活在纽约，他拍摄纽约就是他的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私生活啊。索尔的职业是《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的文字编辑，这个职业收入不错。和《时尚芭莎》艺术总监阿里克斯·布罗多维奇（Alexey Brodovitch）相识，谈不上要好，后者倒喜欢索尔拍的那些纽约彩照，因此将他的作品介绍给摄影联盟的创始人斯德·格罗斯曼（Sid Grossman），斯德和当时美国摄影界的泰斗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又是好友，于是索尔的作品被推荐给了史泰钦。可是，史泰钦的摄影理念相当保守，坚持认为彩色摄影不能表达严肃内容，因此将之拒于主流之外。他不喜欢索尔，但介于老友的情面，还是挑选了五幅索尔的作品，在当年的群展“年轻的陌生人”（Always the Young Stranger）中展出。展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索尔也再未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作品。然而，在有限的熟悉索尔的少数艺术家中，普遍认为索尔是一名摄影天才。在他的欣赏者中，就有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在尤金18岁那年，他的父亲自杀了。尤金的父亲原来是一位成功的粮商，后来生意破产，在一家医院的停车场开枪自杀，但当时没有死，被送进医院。为了抢救，尤金给自己的父亲输血。那时输血是直接把导管连接在两个人的身上。所以，当尤金的父亲死时，尤金的手臂上还连着父亲的输血导管。这件事对尤金精神上的打击非常大。他从大学退学，只身来到纽约，在纽约的《新闻周刊》（Newsweek）工作。但不久被解雇，因为他固执地使用小型照相机。当时，主流应用的是中画幅相机和大画幅相机。这样的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精美，被认为是严肃的。小型相机这时刚诞生不久，被认为是玩具。随后，尤金进入了大名鼎鼎的《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在《生活杂志》做摄影师是许多摄影师的梦想。可是，尤金在这里经常因为选择照片的意见分歧和编辑发生争吵。在23岁那年，他愤然辞职。辞职时编辑说，他是在自毁前程，并警告尤金如果他离开了这里将永远不能再回到这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图片杂志社了。但尤金还是走了。后来，他在摄影泰斗史泰钦组织的“人类家庭”（The Family of Man）摄影展上以一张《通向天堂之路》（The Walk to Paradise Garden）荣获大奖，名声鹊起。这让他最终又回到了《生活杂志》。回到《生活杂志》并不容易，他是在三次拒绝了杂志社的邀请后才回来的。在这里，尤金完成了一系列摄影史上的经典系列纪实作品：《智子入浴》（"Tomoko Uemura in Her Bath" ），《乡村医生》（Country Doctor），《助产士》（Nurse Midwife），《化学王国》（The Reign of Chemistry），《西班牙乡村》（Spanish Village），《一个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尤金是个大个头，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但精神极不稳定，神经质，酗酒，并且不善理财，开销很大。他曾被著名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邀请加盟，但几乎把马格南搅翻了天，差点儿让这个世界最著名的纪实摄影图片社破产，最后又被请出了马格南。尤金极为自负，和所有人的关系紧张，只有一个例外，那就索尔。索尔是他一生的好友。尤金从事黑白摄影，索尔拍彩色照片。但尤金当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彩色摄影的重要性。比索尔更早的埃利奥特·波特（Eliot Porte）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也曾尝试过用彩色摄影进行创作，但他们只是把色彩当成一种视觉造型，而索尔是用彩色胶片记录和表现一个有色彩的现实世界，因为他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有色彩的世界。这样，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一对好朋友，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尤金认为黑白之间的灰是世界的本质，而索尔认为色彩才是真实的，世界只存在于形色的表象之中。在默默无闻的日子里，索尔每天上班下班，在街头拍照，喝咖啡，听收音机，看书，写作，有时看看电视，偶尔参加朋友的聚会，但很少发表观点。索尔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律法学者，曾经给索尔留下一部他写的书，《被少数人关注》。知道这本书的人极少，但索尔把它像《圣经》一样一直放在身边。索尔的一生生活稳定富足，有一个妻子，没有小孩。
可是就在索尔48岁的一天，他突然对尤金说，想去瑞士的俾尔茨堡，拍摄这座城市。尤金是《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影记者，走遍世界，去过太多的城市，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俾尔茨堡这个名字。这倒并不奇怪。世界上的城市成千上万，怎么可能都知道呢。但是尤金听到索尔的话后，反应相当奇怪。这位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没有鼓励从来没有走出过纽约的这个有些自闭症和抑郁症的中年男子走出去看看世界，而是当即苦劝他不要去。但索尔不久之后，竟不辞而别。
最终，索尔在一场离奇的事件中死在了俾尔茨堡。
俾尔茨堡从此成为尤金心中的一个结。直到1978年，尤金才终于来到了这座城市。俾尔茨堡，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座安静的小城，当风从山脉深处吹出来，掠过城市之后，夜晚的俾尔茨堡就变成一块化石，连犬吠的声音也没有了。
那时，尤金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人啦，身体非常差，看着像80岁。来的路上，他仍然在想，一个美国的摄影师常年拍摄纽约，是有可能有一天突然对东方产生强烈的迷恋，于是抛家弃子，一个人去了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太原，洛阳，或者，云南的大理，香格里拉；也可能是日本，东京，大阪，北海道，名古屋；韩国的首尔，庆州；越南的西贡，河内；泰国的曼谷，清迈；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帕坦；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印度的德里，阿格拉，斋浦尔，克久拉霍，孟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但也可能他喜欢中东，那么就去了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纳杰夫，亚述；伊朗的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卡尚，波斯波利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雅法，海法；或者东西文明交汇点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非洲，他当然可能想去非洲，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吉萨，阿斯旺；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东兰德，德班，伊丽莎白港，开普敦；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利比亚的的黎波里；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如果醉心拉美风情，那么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的圣保罗；古巴的哈瓦那；牙买加的金斯顿；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秘鲁的利马；智利的圣地亚哥；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当然一个美国人也完全会对欧洲有一种更自然的亲切感，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莫斯科；里斯本；伯尔尼；日内瓦；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华沙；布拉格；雅典；威尼斯；维也纳；巴塞罗那；马德里；瓦伦西亚；阿姆斯特丹；布达佩斯；佛罗伦萨；萨尔茨堡；奥斯陆；布鲁塞尔；维尔纽斯；塔林；都柏林；慕尼黑；利物浦；里昂；……。太多了，数不过来了。尤金感到气恼，但为什么偏偏会是他妈的一个谁都没有听说过的俾尔茨堡，俾尔茨堡呢？
当走进俾尔茨堡的一刻，尤金感到震惊，眼前看到的是一座如此平常的小城，几乎毫无特色，笔直的街道，柏油路面，咖啡馆，面包房，小客栈，酒吧，餐馆，小杂货店，邮局，一座天主教堂，和教堂办的医院，所有的房子都是砖砌成的，都不高，市政厅的楼顶有一个圆形钟表，在下午三点，从那里传出的钟声在整个城市的街道回荡，街上空无一人，这时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从尤金眼前经过，他终于看见里面坐着几个枯萎的老人，面无表情，没有人抬眼看一看这个陌生的游客。
在一家四壁挂满照片的小餐馆，尤金用颤抖的手戴上老花镜，走到照片前，把头凑近去看。所有的照片都是这间小店和小店所在的这条街道，尤金看到在过去10年、50 年、100年间，这条街上的一切几乎没有一点变化。一切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只是早期的影像有些模糊、失真，但那不是时间作用的痕迹，而是由于相机和镜头制造技术的不佳造成。一辈子看过数量浩繁的照片的尤金在心里说着：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城市啊！看过之后，他收起花镜艰难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了下去，像是塌陷，仿佛一下子彻底衰老了。肥胖的老板娘亲自端上她为尤金推荐的土豆浓汤。浓汤装在一只荷兰制造的瓷碗里，碗旁放着一只瓷勺，尤金哆哆嗦嗦拿起瓷勺，舀了一勺冒着热气的浓汤，向嘴边送去，而就在这时，汤勺一下落在了地上，一小勺汤飞溅出来，勺子碎了，尤金的身子歪过来，一头栽到地上。正在微笑着准备询问自己的客人，是否对自己的浓汤感到满意的老板娘，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得用手揪住了自己的耳朵大叫了出来。她看见倒在地上的尤金杂乱的耳毛，突出的喉结，像石头一样的身体，和一只布满褐色老年斑的大手。她以为这个穿着一条可能从来没有洗过的牛仔裤的美国糟老头，死在自己的店里了。
回到纽约，尤金再次突然昏倒，这一回，他真的死了。
在索尔遇难后，尤金才知道，去俾尔茨堡时，索尔根本没有带上他的那台几乎从不离手的徕卡相机。那是索尔用了一辈子的徕卡M3，手工上卷，没有测光。这对于一名摄影师而言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在俾尔茨堡下午三点钟的街头，尤金突然想到：“摄影已死！”是啊，今天它貌似无处不在，而这正是说明摄影已死。索尔生前曾说：“当每个人都在摄影时，就不存在摄影了。任何真实的东西一旦进入照片，就立刻变得虚假。但也许，真实根本就不存在。”
那天触动小雨的是，在整理索尔遗物时，尤金发现了大量的已经拍摄过，但还没有冲洗的柯达胶卷，它们装在一个黑色的口袋里，从胶片桶标记的时间来看，索尔在开始街拍时就已经这么做了。这说明，它是深思熟虑之举。尽管这是一个快速和即时的时代，是一个夸张的时代，网络之上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夸张的视觉冲击、听觉冲击和文字冲击，但毫不夸张地说，小雨震惊得呆住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反复在想那整整一口袋没有冲洗的胶卷。那里面都照了些什么呢？有一次，他突然想到这就像心中无数没有说出的话一样啊！不是没有来得及说出来，而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些胶卷里照下的就是无法用图像表达出来的景观了。
应索尔妻子的要求，这些胶卷和那台索尔心爱的没有测光的徕卡M3随索尔一同下葬了。尤金怀着矛盾的心情办妥一切，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夜深人静的晚上，辗转反侧，追悔不已。
从此之后，小雨反复的想改用胶片拍摄，几次尝试，几次放弃。但那时胶片已经十分稀少，不仅昂贵而且冲洗相当麻烦。于是他又决定用拍摄胶片的方式拍摄数码，不看屏幕，只看取景窗，不在中途查片，控制拍照数量，也就是少拍，多看，多想，回家不马上浏览、处理那些照片。而是让它们留在相机里或硬盘中，等待。但发现这根本做不到。拿着一台数码相机却闭上一只眼皱着眉头看取景窗，这还勉强能做到，而拍过之后不去回放，不马上看看这些照片，这……，怎么说呢？于是这才明白，时代已经彻底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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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博司说：“任何虚假的东西，一旦进入照片就变得异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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