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早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上，一位男子孤身一人站在坦克前面，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整个坦克车队的前进。这短暂的一幕，刚好被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看到。那一刻，他正从北京饭店的某个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来不及多想，他赶紧把望远增倍镜装在相机的镜头上，紧接着连按了三次快门。89民运中最著名的照片《坦克人》就这样诞生了。
“天安门和坦克”这一组合因6.4成为敏感词。用谷歌和百度搜一下会发现，谷歌给出的都是6.4前后，天安门附近的坦克和《坦克人》的图片，而百度显示的是历年阅兵中，坦克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场景。政府刻意回避89民运，几位已故最高决策人的家人，也竭力甩锅，为他们推卸6.4的罪责。国内网络对89民运的全面封杀，使得中国年轻的一代，对三十一年前发生的6.4知之甚微。
纵观历史，动用坦克镇压民众，6.4不是唯一的一次，但6.4中坦克直接碾压民众，实属罕见。1932年，美国退役军人在首都华盛顿聚集，要求补发一战中的军人津贴，示威活动持续了两个月。最后，麦克阿瑟用坦克来镇守街口，但坦克并没有参与驱散民众。1953年，东德工人罢工。驻守苏军直接动用坦克镇压，打死51人。在以往所有的类似事件中，唯有6.4的死亡人数不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枚文革像章上有天安门和坦克。由于6.4的缘故，我多少有点惊讶。有天安门的像章千千万万，有坦克的像章也不稀奇，但两者皆而有之的却很少见。这类像章大多出于军队，它表达了陆海空三军对领袖的忠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是中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法宝。如果学运的组织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见好就收，我想，6.4惨案也许是能避免的。
89年，我在读研，自然对学潮很关注。那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他任总书记时，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深得民心。后来因老人政治，他被赶下台。出于对他遭遇的同情、对他清廉作风的崇敬，以及对当时腐败、官倒的不满，北京的学生在他去世当天就有集会和悼念活动。第二天4月16日，星期天，我们学校就有人组织起来，声援北京的学生，南京的学潮从此也拉开了序幕。胡耀邦的去世，是点燃89民运的导火索。
随后的一星期，全国的学潮此起彼伏，并在胡耀邦追悼会举行的4月22日达到高潮。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日子值得一提。政府方面，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5月20日，北京戒严。学生方面，4月23日，学自联成立；4月27日，开始要求与政府对话；5月13日，一百多名学生在广场开始绝食。双方在4月29日和5月1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对话；5月19日，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李鹏宣布戒严的第二天，我乘火车去北京集训。5月22日中午抵达北京，我就直奔天安门广场。若大的广场上，各色帐篷星罗棋布，里面住的大多是外地来京的学生。广场上到处是垃圾，环境卫生极差。四周有不少大幅标语，我印象深刻的，是天安门城楼附近的横幅“讨李满天下”。那天下午，天空灰蒙蒙的，远处白底黑字的标语和近处的凌乱，使我感到十分压抑。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我仿佛面对的是一幕尘封已久的历史画面。 在广场上，我还买了两个纪念章，它们值得我永远珍藏。
由于时局动荡，集训草草收场，我于5月28日离京。上了火车，发现车厢里空荡荡的，几乎没人。过了一阵子，来了一队又一队的学生，当时只要有学生证，就可以上车。这些学生当中，有不少还戴着我们学校的校徽。他们都没有行李，两手空空，不知道他们来北京多少天了，吃住在哪里。入夜，有些男生爬上行李架，躺在上面睡觉。返校后的四天内，我参加了两次游行和一次集会。学运已持续了50天，政府与学自联互不相让，僵持着。 6.4惨案就发生在学运的第51天。
回顾6.4，我想，如果邓小平没有误判形势，认为学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就不会动用军队；如果李鹏真的襟怀坦白、袁木不那么圆滑，与学生以诚相待、平等对话，就有可能共同商议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其他领导人也能和赵紫阳一样去广场看望学生，并且不要说：“我们来了，但太晚了”，广场上的学生也许很快就会撤离；如果学潮的领导者能看清现实、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并以同学们的生命安全为重，那么，89民运就不会被推到万复不劫的境地。
6.4惨案发生后，民间要求为其平反的呼声从未有间断过。若有哪位领导人能尊重事实、顺从民意，为6.4平反，我想，这足以留名青史。31年过去了，江泽民没有做到，胡锦涛也没有做到，习近平更不可能做到。但愿在下一个30年，我们能见证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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