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
当时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美国笔友，那是老师通过他们的朋友或亲友给我们回信，让大家练习写英文信，锻炼写作能力。我的笔友Jon felt当年是一位近四十岁的电脑工程师。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互相通有二十多封信。我的笔友还给我寄来许多学习英语的图书和磁带，我们一起谈论世界和人生。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那场所谓的政治风波之后，社会政治空气日趋紧张，我才不得不暂时休笔。直到二十年后才恢复与美国笔友Felt 的联系。
我老师一直住在盐湖城市中心的一栋自己的公寓里。2000年佩思博士心脏病发作逝世以后，佩思夫人就一个人住在那里，但因为她有一个大家庭，也一直有一些儿孙辈跟她住在一起，互相可以照顾。
二十年后我与老师重新见面，佩思夫人对我说，她生活并不寂寞，每天做一些教会领回来的手工艺半制品，不紧不慢，力所能及。星期天一定要上半天教堂参加祷告和其它教会活动。
教会活动是美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不可或缺。
信教的美国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生物，神无所不知，所以作为人要对上帝有所敬畏，不可胡作非为。平时要多做善事，死后才可入天堂，与你逝去的家人永远在一起。
我不信教，但我尊重他们的信仰。我认为人的一生能有一种信仰是幸福的，因为他（她）一生可追寻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至于在世俗的尘世里盲目无方向，更不至于无所畏惧和贪婪作恶。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国度的国民在失去共产主义信仰后，国民信仰的普遍缺失有一种启示作用。那就是在这个迷乱的时代里，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和追求什么？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的社会应该向何处去？哪里才是我们心灵的安身立命之地？
物质生活是必须的，但在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之后人们还应该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生活。
二
二十年后的那个秋末冬初的日子里，借参加儿子博士候选人仪式之机，我通过电话与老师联系好，专程到盐湖城拜访她。
老师那年刚过完九十岁生日。近几年的每一个圣诞节我都要打电话问候她。每次我老师接我的电话，问清来人后总是有点儿惊愕又有点儿夸张地感叹到“我的天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啊”。
特别是我儿子拿到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之后，每次我打电话去，她总是关切地问起我儿子的学习及生活情况，这使我很感动，也感到很亲切。
但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没机会重新见面。前年我们夫妇俩去美国参加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也给我老师打了电话通报信息，老师很高兴并邀请我们随时到盐湖城玩。但因为时间紧安排不过来也就没去成。
这次儿子早早为我定好了去盐湖城的机票，虽然要在芝加哥转机，前后需要六小时左右，但我也没有任何怨言，只身赴约。
十二月四日一早我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机场出发，先飞芝加哥，再飞盐湖城。下午三时多，我准时到达盐湖城机场。
我老师派她儿子Greig 和一个外孙Jesten来机场接我，他们在一块纸板上写上我的英文名字，这是我要求他们那样写的。这样我就能很快地发现他们。虽然他们的车来晚了一点，与我相错而过。但我通过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顺利地找到了他们，老师的儿子Greig开车把我接入一个十分舒适的小旅馆安顿下来。
我老师有一个大家庭。她一共有七个子女、五十个孙字辈和四十七个重孙辈。按中国人的传统叫法，这叫四代同堂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在我老师家里看到了他们一家几十口人到海边出游的集体照，一色的家庭T恤，上面印有专门制作的家庭标记，十分醒目有趣。
我老师说每周总会有不同的家庭成员来与她共进晚餐，她并不寂寞也不孤单。
而我相信她所说的话。我在盐湖城短短的四天中就参加过她的两次家庭聚餐活动。
在美国这个被我们的一些国内媒体妖魔化为“人情淡漠”的国家，一名九十岁的老人，不用住专门的老年人公寓，还能在自己的公寓里生活确实很少见。
我老师身体状况很好，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她耳不聋，眼不花。“牙齿是自己的”——这是我老师对我说的原话，她的意思是没有装假牙。双眼明亮，只是腿脚有些行动不便，上下车要人扶一下。她对我说，前两年她还能自己开车呢！这真让我吃惊，年纪那么大了还能自己开车。她说办有一个老年人停车证，这样她就可以在任何无论多么拥挤的停车场里都能找到专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或残疾人留有的专用车位。
这一点在美国做得很好，老年人和残疾人给照顾得很好，有专用停车位、有专用行人道还有专用厕所。任何人不得占用他们的车位，如果不小心占用了，有可能吃罚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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