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的大学二年级
大二了。从这时起，武大开始实行“学分制”。就是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并对每门课赋予一定的分值。每学期开始各人自行决定选学哪些课程，只要你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了。这种制度给学生很大的学习主动性和选择的空间。在修完必修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选修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课程，甚至外系的课程。
对我而言，提前毕业没有什么意义。而且那时候好像除了组织上特别挑选了极少数人出国留学的人会提前毕业外，也没有听说有谁申请提前毕业的。所以更多的情况是大家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多学一些课程。这和十几二十年后的学生尽量少学习，拿够学分混到毕业，以便腾出时间来谈恋爱和上网玩游戏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希望能尽量多学点知识，将来总是会有用的！但人的精力也很有限。该怎么安排呢？于是，我把要选修的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必须牢牢掌握，考试成绩要在九十分以上，即“优秀”；第二类只要求七十五分以上，即“良好”；第三类要求更低，学习的目的只是有所了解而已，六十分以上就行，即“及格”。其实，一门课如果你只要求及格，根本就不用花多少时间。这就叫“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这样一来，我不仅能腾出时间去好好学那第一类课程，也能分一些时间多学几门需要有点基本了解的课程了。
四年来，我选修的课程包括实验课在内一共有四十四门。大二期间每学期选了八门课，大三期间每学期选了十门课，包括计算机系的“计算机组织与结构”和空间物理系的“概率和数理统计”。由于我对每门课的要求不同，所以并不觉得太累，只是在时间安排上遇到一些困难。由于我选课太多。每周上课节数超过了三十六节。也就是说，即便所有的课程安排都能刚好错开，也仍然还有几节课是冲突的。系里的辅导员担心地问我：“你选这么多课能有时间听吗？”但我心里算的是另外一本帐：从大一起，我就采取了在假期把下学期的课程先预习一遍的策略。对每门课的难易程度，在什么时候会遇到难点需要仔细听，什么时候会比较容易可以马虎一下甚至可以不听，已经了如指掌。当两门课有重叠时，我知道该放弃哪一个。譬如，某一天的上午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免疫学，第二节到第四节上计算机，这样第二节和第三节课就冲突了。一般情况下，我是头两节上免疫，到晚上再把别人的笔记本拿来看看第三节讲的什么。第三、四节尽早赶去上计算机课，在课前赶快把别人的笔记本拿来看看。就这样，一上午就上了六节课。如果那天我觉得免疫学讲的内容可能会有点难，而计算机的课比较容易，就把后者放弃，仅仅抽空把同学的笔记本借来看看就够了。本来这门课就只要求了解一下就行了嘛。
四年来，虽然我考试的平均分在班上不是很高，大概只在五到七名吧。但我选修的总学分不知道是不是学校里最高的，至少在系里我一定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毕业后的几年实践中，事实证明我选的某些课程确实是有用的。以至于学校在对毕业生进行回顾性调查后，给后来的学生增开了“生物数理统计“的课程。
大三时，我抽空到在空间物理系的张崇武那里玩。当他听说我一个学期选了十门课时大吃一惊：“嘿嘿，我一学期只选四门课就足够学分了，选那么多干什么？”我摇摇头，如果仅仅是为了攒够学分，我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花力气去上课啊！
在大二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病毒专业从生物系里分了出来，单独成立了病毒系。那时候病毒系里还就只有一个病毒专业，几年后才增加了分子生物学等其它专业。这样，病毒系的学生一下子从生物系的“骄子”变成了被“排挤”的对象。当上生化课时，明明没有多少学生，教室也足够大，但每次教生化课的老太太都一定要把我们从前两排赶开，让生化专业的同学们坐在最前面。把我们气得不行。
而在病毒系，我们则成了宝贝。我们是中国第一届病毒专业的学生，老师们真是关爱有加。含到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大二时我们要去东湖春游。老师们答应了，但条件是不要坐船，特别是不能全班乘一条船。听到这个要求，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天，我们在东湖玩了大半天。下午，大伙都累了，看着东湖对岸的武汉大学，七嘴八舌地说：“坐船回去多好！上岸就到，何必再弯一大圈回去呢？”于是大家不由分说地找了三条船。班长和书记也说不过大家，只好跟着上了船。还没到对岸，就看见辅导员站在岸边正黑着脸看着我们。班长心里开始发慌：“你们看看，要挨骂了啊，都是你们要坐船的。”果然，船一到岸边，辅导员就把大家训了一通。看来真的是怕我们掉到水里啊！
从大二起，我们进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在我的心里，上大学，并不是仅仅多读了几本书，而是学习思考问题的方法、态度甚至科研的道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学几年来，老师们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上生物课的是熊全鄢老师。她不仅敬业，对待真理的态度更让人钦佩。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谈到“耳朵听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四川农村的一个小孩唐雨会用耳朵听字的故事。这则新闻在全国掀起了一阵风波，在当时社会上这是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新闻。那时的熊老师对此事根本不屑一顾，在课堂上把它猛批了一通，大家也觉得很自然。谁知几个星期后，熊老师再来上课时，她详细地介绍了她们实验室为两个据说能用耳朵听字的小孩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不许和任何人接触，用四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监视……。结果虽然还不够稳定，但能“听字”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熊老师非常诚恳地说：“我以前是根本不相信耳朵能听字的，而且现在我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但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必须屈服于事实，向真理投降！我承认我以前说错了！”当熊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有的学生都在安静地听着，为她那尊重事实的态度所折服。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也虽然若干年后，耳朵听字和气功一起，被于光远之流的“科学家”按照政治的需要被批判了一通，并且政府也不许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但熊老师对真理，对科学的态度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对我一生的科研生涯影响极大
在上大学的过程中，我除了要克服年龄大带来的困难外，还要设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努力节省每一分钱。每当放假的第一天，我就到各个寝室去收集别人用剩下的墨水瓶。丢掉纯蓝墨水，因为用它写的字时间长了会退色。把蓝黑墨水合并起来，就足够我用一学期了。而最头疼的是没有笔记本。到大二下学期，我用来做笔记本的废纸已经用完。好在小樊又从厂里带出来一大包车间用的记录单，反面是空白的，这解决了我在后两年记笔记的用纸。班上其它同学大多是买的精致的硬壳本做笔记，并且买了好多参考书。四年后大学毕业时，几乎每个人都拎着一大箱子参考书，和一大包精致的笔记本。而我用在工厂期间从牙齿缝里节省下来的三百多元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买一本参考书。考试前，教科书和笔记本就是我复习的全部资料。
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国进入平反高潮，各省市接待站里天天都是来申冤叫屈的。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叫人惨不忍睹。湖北省卫生防疫站这个仅仅只有二、三百人的单位，文革中就有五、六个人自杀。年轻人看到“五朵金花”和“天仙配”这样的电影，可能感觉是充满爱情的滋味。而文革后我们这代人再来看它们，脑海里想的却是：演“金花”的杨丽坤被逼成了神经病，唱黄梅戏的严凤英自杀了还要被剖开肚子……。何其残忍！现在，不仅死去的人需要平反，还有大批活着的急需平反，解放出来，恢复工作！
爸爸此时虽然已经上班，但还没有平反，仍然是带着“帽子”工作。所以心情非常郁闷，常常在家里发无名火。妈妈退休后，家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那时候电视节目不多，到九点多就结束了。但每天晚上可以看看新闻，还能学习英语。我和小林每天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学学英语。一天，我们正在跟着电视学英语，爸爸和小林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小事吵了起来。爸爸大发雷霆，连我也一起骂。我早就习惯了，一声不吭。而小林不吃他那一套，鄙视地说：“你就是个家老虎，只能在家里赌狠。上班憋了一肚子火，在家里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到单位去闹！”一席话把爸爸气得七窍生烟。但却是说到点子上。气得爸爸坐在那里直喘气。
夏天，平反终于落到了我们家。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亲自过问爸爸的问题，并亲笔批示：“……江汉藻的问题不是要落实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冤假错案必须予以彻底平反的问题。其子女，江凌、江莉琳、江育林和江小林是受株连的家属，也必须给予肃清其影响……。”批示到了省卫生防疫站，爸爸被彻底解放了，也恢复了职务。站里还建立了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援建的卫生部出国培训中心，由爸爸负责。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爸爸也开始忙碌起来。但心情和以前完全不同，那是满怀期望、发自内心的忙了。
大二下学期一开学，系里的老师就正式通知我：平反通知已经送到了武汉大学。消息迅速在班上的同学之间传开了。在休息时，付向东坐在我旁边，诙谐地说：“嘿嘿，我们以前看你一声不吭，还以为你是乡里来的，原来你是教授的儿子。班上几个知识分子的子女其实就是大专院校领导干部的子弟。你才是真正的大教授的后代！”
晚上，我又开始做那已经做过多少次的恶梦：一个人从柜子里取出我的户口，狞笑着把它撕成碎片，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狞笑着说话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我猛然惊醒，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真的好庆幸啊！真的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能不再发生吗？
爸爸平反后，胆子大多了，也敢跟在美国的叔叔婶婶写信了。他们听说爸爸平反了，我和小林上了大学，感到非常高兴，说要送给我和小林每人一个计算器。巴掌大的计算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就是随便打开电脑，上面可能都会附带一个计算器。可在当时，这可是很稀罕的东西。我和小林都高兴坏了。谁知爸爸专门给叔叔写了一封信，说要给小林买个好些的，给我买个简单的就行了。于是，当我收到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只能做加减乘除的计算器。我失望极了，这对我完全没有用啊。晚上放学回家，小林正拿着很高级的计算器在玩。我拿出来这个小计算器丢给妈妈：“你拿去买菜时用吧，这玩意还没有我心算快！我要它做什么？”说完我就到房间里看书去了。那一晚，每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结 婚
上大学以后，每周日我去汉口小樊家一趟，她每周三来武昌我家一趟，就这样来回的跑。很快，我就过了三十岁，第二年，小樊也满三十了。大一下学期的冬季，婆婆去世。在去参加她的追悼会时，大娘娘把我拉到一边，挺认真地对我说：“育林啊，事业要抓，但家庭也不能不管呀！生孩子的年龄不能太晚了。一方面女同志会有困难，另外还没有等到孩子成人你们就老了，到时候会感到很累的。不能光看到眼前的困难，不考虑将来呀！”我看着大娘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无法考虑结婚的事情。至少，在经济上，我完全无力应付。我该怎么办呢？
又一个周末，我和小樊晚上在街上边走边聊。小樊也明确地显露出希望能早些结婚的意思。虽然她担心给我太大的压力，没有说的很重，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啊，他们家就巴掌大的地方，如果小樊不搬出去，她弟弟也没法结婚。
也许是大娘娘给爸爸打过招呼，当我回家把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一口就答应了：“行，那就暂时住在家里吧。给你们住半年行吗?不过你们要尽快想法找到房子搬出去啊！”想了一下又说：“你的两个姐姐结婚时，我给了她们每人两千块钱办婚事。你也一样，就按照这个额度来安排吧。再多我们也出不起了。”这确实是实情。如果我有一点点办法，我真的会一分钱也不要他们的。但现在……。唉！
于是，我跟小樊商量，把结婚时间初步定在一九八零年春节，也就是大二下学期结束后举行婚礼。大概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小樊和我仔细分析了将来毕业分配的可能性。要想不两地分居，当然是要尽量留在武汉工作。而在武汉市，搞病毒的单位大多数是在武昌，在汉口除了武汉医学院外几乎没有什么和病毒有关系的单位。小樊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调到武昌来比较靠谱，这样将来上班不会跑很远。于是开始着手调动的事。好在她在国营单位上班，又是属于技术工种，调动起来还不是太困难。小樊先想调到武汉大学，但办到后来好像有些人缘关系我们不会去疏通，没有办成。再后来，遇到她原先车间的书记，现在武昌的滨湖机械厂的一个车间当头头。她知道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把小樊调到她们厂去了。那是个军工厂，待遇不错，离武大也不远。小樊的这次调动，为我们今后的小日子怎么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结婚进入了倒计时。
但真要结婚，有很多事情要办。要建立一个家庭，需要很多东西。要有家具，要有各种生活用品。而且如果都去购买的话，需要很多钱。因此要精打细算：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暂时不买，能自己动手做的还得尽量动手做。而我正好进入拼命学习的大学二年级，每学期选了很多门课，要花去我很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动手谈何容易！
七十年代末对老百姓而言，是商品实行凭票计划供应的最后几年。除了粮票油票布票外，还有其它很多数不清说不明的票证。首先，各种家用设备如缝纫机、自行车之类都是要凭票的。这些东西我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到票，但总有人能搞得到手。听说我们要结婚，中学同学梁华盛的爱人在百货商店工作，给我们搞到一张缝纫机票。虽然注明是“副品”，但已经很难得了。这台缝纫机在江苏淮出生后立下了汗马功劳。小樊的弟弟也给我们搞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上学就轻松多了，也能省下时间多做点家务事。其次是结婚必须要有一套家具，这凭结婚证倒可以领取到一些票证，如衣柜票、床架子票、床绷子票、洗澡盆票、洗脚盆票、桌子票、四张凳子票……，而吃的东西那时已经开始慢慢放开，至少还不是那么紧张，倒不必动太多脑筋。
爸爸答应把五十年代单位分给他的旧书桌和爷爷原来留下的旧五斗柜给我。但由于年代实在太久，需要修理和重新刷油漆。另外，那时的人们结婚都喜欢打一对小沙发再带一个小茶几，小樊也希望有一套。这样，我们就开始修理和自制家具。好在梁华盛是个木工，他自告奋勇地来我家修好了五斗柜和书桌。小樊则找厂里的师傅帮忙做好了一对沙发架子和茶几，还打了一个小小的书架。我则请厂里的同事做了沙发的弹簧并进行了热处理。
这些东西凑齐后，就开始做油漆了。我先买了本书来学习如何刷油漆，然后到街上买了阳干漆、酒精和哈巴粉，自己调好后就刷了起来。嘿嘿，好像还不是那么难搞。几个星期下来，把沙发、书桌和书架都刷上了油漆，还在书桌上面贴上了漂亮的装饰板。五斗柜则用清漆刷了一下，比阳干漆好看多了，不过也贵很多啊。最后请人把沙发坐垫做好。所有自制的家具就算完工啦。
自制的家具搞好了，就开始到处跑着看家具。那时候商店里没有很多挑选的余地。即便你看上了某一款，也得先交钱，然后得等一段时间，做好后再通知你来拿。这样就花了我很多时间，我心里很着急，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省钱，我们尽量少买家具。连四个板凳也嫌太多，觉得暂时买两个就够用了。爸爸听到后连忙就说：“那多的两张凳子票就给我们吧，我们想买两个板凳。”
近一年来，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忙着各种准备。小樊负责准备一些床上用品、箱子等。一到周末，我就像衔着树枝来回飞筑巢的鸟儿一样，把小樊买的各种用品以及床架、床绷子等家具一趟趟地从汉口搬回武昌。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物流之类的运输部门，而坐出租车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公交车里挤回去。
一天晚上，我拖着小樊买的空箱子坐电车回家，由于太疲倦，在电车上打了一个盹。一眨眼功夫，口袋里的钱包和月票就被偷走了。我急得大叫起来：“我的月票被偷走了！”售票员根本不相信，还在催着我买票。旁边有个乘客看不下去，主动掏钱帮我买了张票，算是解决了我的尴尬。等我到大东门下车后，离家还有四站地啊，可我再也没有钱买回家的汽车票了。只好扛着空箱子慢慢走了回去，几乎走到半夜。
暑假期间，我还赶着做了一台小电视机。那个年代，只有九寸或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哪里有现在这样的几十寸的大彩电。而即便那样的电视机我们也买不起。好在我的无线电基础还行，就花了十几元买了个处理的显像管和一些零配件，请人帮忙做了个木头盒子，其余的就自己做了。最后算是做成了一个能看的小电视，为我们的小家增色不少！
最后，还差一个台灯。在当时一个台灯最少也要十几元。我花一块多钱买了根软管和灯架，其余的就用有机玻璃一块块地拼接起来。我的手工活实在不行，只好跑到工厂，求徐师傅帮忙加工。徐师傅看了这一堆东西，哈哈大笑起来：“行啊”。拿起锉刀，几下子就搞好了。最后用氯仿一粘，就做成一个漂亮的台灯。徐师傅笑着说：“嘿嘿，还挺好看的嘛！”
那时的人们都比较务实。听说我们要结婚，同学和朋友们纷纷过来询问我们需要什么，以便根据需要买些实用的东西送给我们。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需要餐具和炊具。于是，大家祝贺的礼品有各种规格的蒸锅、炒锅甚至还有个牛奶锅，各种规格的碗筷盘勺、热水瓶等等。真解决问题啊！
到年底，东西终于一点点地从汉口搬到武昌，其它东西也基本上凑齐了。我真的累坏了，但不论是小樊还是爸爸妈妈，没有一个人对我满意。因为我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够多。而我夹在上学和准备结婚这两件大事中间，实在是耗尽了精力，筋疲力尽了。就这样凑合着结婚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决定在二月十一号（周一，农历腊月二十五）结婚。当我们去通知亲朋好友时，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奇怪地问：“这是你的生日吗？”“是你爱人的生日吗？”我们都摇摇头。他们更奇怪了：“为什么要定在这一天？无论阳历还是农历，好像都是单数啊！”在中国人心目中，双数才是吉利的数字，而且最好是“八”。因此，几乎每个人都问我这同样一个问题。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一点。我只是简单计算了一下：二月九号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开始放寒假。十号准备一天，结婚自然就定在十一号，不是很正常吗？
二月九日下午，考最后一门：英语。我边考试边胡思乱想，只想着快点考完回家。也没有仔细检查。最后被扣掉七分，也不知道扣在什么地方。懒得管它，算了！
晚上，小樊过来了。带来了糖果：五斤水果糖，五斤酥心糖。我则从学校借来订书机，我们把糖果装在一个个红色的小塑料袋里，每个口袋装十粒。用订书机封口，以便发给大家。又买了二斤西瓜子，二斤葵瓜子，五包香烟。嘿嘿，办个婚礼应当差不多了吧？
第二天清早，我就开始打扫清洁。小林暂时住到学校宿舍，那间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我把里面的东西摆放整齐，特别把自制的电视机拍了两下：“明天可要给我挣点面子，不要出故障呀！”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明天来的客人要吃的东西。下午，我赶到汉口。小樊家里也在忙碌着，不知道从哪里抬来一个大炉子，还买了很多肉和菜。听说明天要来几个亲戚朋友，需要摆几桌酒席。并要由她的几个同学陪伴着把她送到我家来。我完全搞不清楚结婚有什么规矩和程序，就糊里糊涂地听他们安排吧。
十一号清早，我们早早就起来了。大家把家里打扫干净，一边摆上一个大桌子，准备请亲戚们吃饭用。做饭的大师傅也请来了。那天，小樊在旧棉袄外面套上了一件大红的罩衣，显得非常好看。上午，她们那边的亲戚陆陆续续到了。门口开始变得热闹，我心里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有个亲戚把小樊的衣服拉开看看，估计是想看看她有些什么好衣服。不料旧棉衣的破袖口露了出来。那个亲戚伤心极了，眼泪都要流出来。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躲起来。小樊倒很坦然。笑着说：“没关系。”
十点左右，小樊的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到了。这时亲戚们开始坐下吃饭，我和小樊则在那几个好朋友陪同下一起出发。她姐姐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算是送小樊嫁出去吧。没有小汽车接送，也没有自行车队。我们就边走边笑地走到六渡桥，乘一路电车到大东门，再转十五路公共汽车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和小林早在家里忙着，我们一来，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小小的客厅里摆了一张大桌子，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了。大家围坐在桌子周围，妈妈在厨房里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端出一个菜来。一会，桌子上就放满了盘子。屋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啊！
晚上照例是中学同学来闹洞房的时间。每个同学结婚时，大家都是晚上去闹的，我当然也不会例外。不过想想他们结婚时我好像没有太恶作剧啊，应当不会对我太狠吧？天黑了，同学们几乎同时到场，小屋子充满笑声。自制的电视机也挺争气，那天“表现”很不错。同学们也还算是手下留情，除了叫我和小樊唱歌外，没有提出太难以完成的项目。大家也都把这当作是一次能在一起聚会的机会吧。
三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在之后的两天，小樊的朋友来过两次，再就是工厂的徐师傅和刘松年了。没有通知工厂的其他同事，而大学同学压根就不会想到我还会举行婚礼，以为我早就结了婚。所以，这婚结得非常清静。
三天下来，我们清点了一下：由于来参加婚礼的人不多，且大多不抽烟。香烟几乎没有抽几根，糖果也没发出去多少，瓜子倒是吃得差不多了。我看着这剩下的东西对小樊说：“你明天上班，我们一起把烟和糖给你同事们带去吧。”第二天，我和小樊一起去滨湖机械厂，想去见见她的同事们。这个厂说是“机械厂”，其实是个制造炮瞄雷达的军工厂。小樊又是在总调车间上班，进去要经过几道门卫，管理非常严格。门卫问我：“你找谁？”我红着脸不知道说该找谁，小樊也不好意思说清楚，门卫板着脸摆摆手：“这里不能随便进去！”就这样把我尴尬地拦在大门外面，只好叫小樊去给同事们递烟送糖了。不料那个门卫记性出奇地好。半年后我搬到厂附近住，再去车间找小樊。门卫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还很抱歉地对我说：“哎呀，不知道你那次结婚，没有让你进去，不好意思啊！”那门卫还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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