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千真万确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翁是我的亲戚。
时间回到1940年代末。
在中原的一个古镇上，有个家境殷实的小地主。地主知书达理，是个开明的乡绅。他因暗中资助过共产党，曾上了《毛选》的注脚。可惜，也万幸的是，老爷子没能活到“解放”。
地主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县城念完了高中，正赶上国共内战，于是就回家子承父业，继承了几十亩地成了一家之主。一日，因事要进趟城，把家里的诸事交待给老二便出了门。他从此音讯全无。
家里忽然倒了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的悲怆可想而知。平时游手好闲的老二，忽然便成熟了。在那个枪声四起的战乱年月里，物价飞涨，命贱如蚁。为了不让这个家散了架，他日夜操劳，然而也再难以为继。
接着共产党领着翻身的农民上门开始了“土改”。村上唯一的一家地主，自然就成了当然的革命和专政对象。
一日，村干部领着民兵，把老二五花大绑拉上了他父亲为乡亲们修的戏台。口号震天地开完了批斗会，“人民法庭”当众宣判，将老二“绑缚刑场，就地正法！”不到三十的老二连身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被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父老乡亲们，连拖带拽地押往了村口。半途中，当上了村干部的一位邻居问老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老二哭求道，“求父老乡亲善待我的老母，把我脚上这双鞋交给她老人家吧。”老二在砰砰的枪下，去见了老父亲。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老大从台湾回老家寻根来了！当年他去县城办事，正赶上国民党“抓壮丁”。任凭他怎么哭求，人还是随着国军，节节败退地离开了大陆。退伍后，他免费上了大学，然后自己创业，做起了小买卖。到了八十年代初，他开起了造传真机的工厂。就这么着，他忽然想起了一别数载的家乡。
他又出现在了亲人和打死了他的亲人的，分了他家土地和财产的乡亲面前。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是省里，市里，县里的各级领导陪着来的。我想象不出当时的情景。我想他除了感叹，一定也有种光宗耀祖，让家人重新抬起头，扬眉吐气的感觉吧。
他要为家乡的建设投资。他要修路，然后在家乡建厂，解决就业问题。各级领导喜笑颜开，地主家的狗崽子忽然成了有良心的人上人。亲戚私下扯他的衣袖，周围没外人时对他好言相劝。他哪里听得进去。
各级领导一路为他大开绿灯，提供方便。该批的条子特批，该办的事抓紧催办，很快办工厂需要的用地就被围了起来。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后代忽然地冒出一群。分了他家房子和土地的乡里乡亲家的后代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投奔他了；各级领导的子女自然更不能落下。老大心里成天忽忽悠悠地，觉着父亲和弟弟没白死，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就在老大成天忙着从台湾往家乡跑的时候，我想方设法地离开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眼花缭乱，我得去邪恶的帝国主义静下心来受“二茬罪”。
老大在家乡投下的钱，就像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血本无归地消失了。
他的中国梦和众星捧月，如日中天的事业，随着酒筹交错和天花乱坠的承诺，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了。
我想象不出那些散了席后，嘬着牙花子，腆着肚子的领导们，是多么喜欢这个顺着弟弟走向刑场的路，一路走回家乡的父老乡亲面前的爱国人士。
历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在那斧痕斑斑的树杈上冒出了新芽。
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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