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住在北京南锣鼓巷东侧的北兵马司胡同，同明星辈出的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再往北走三条胡同就是后圆恩寺，这条胡同里不仅有不少很讲究很有规模的四合院（经常有中央及各部委领导住在那）还有个圆恩寺影剧院，那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哥哥们童年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去处。除了在那看电影，还可以看戏。过去的北京，要是叫电影院，就只能演电影，影剧院就不同了，还可以演戏，所以我们的童年生活和成长同圆恩寺影剧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小时候爸爸很注意我们的娱乐生活，长大一点我就经常跟着哥哥们去圆恩寺看电影看戏。电影是天天都上演，但戏就不一定了，没准一个月两个月，或是逢年过节才有剧团来演出。那时候哪懂得欣赏什么京剧，就是看热闹，一般大人爱看的我们都不去，看不明白，白浪费钱。只有演猴戏（孙悟空）或是比较热闹的戏时，爸爸才给我们买票。我和哥哥们有点不同，他们喜欢看武打的，我爱看小媳妇的戏（青衣花旦）其实也看不明白，但就是喜欢那绚丽多彩的行头，那俊俏入画的彩妆。那时对京剧的感觉就是一进剧场那紫红色大幕聚光灯的神秘，真人实景在台上的新奇和热闹的锣鼓点儿缓慢的唱腔，还有那五光十色眼花撩轮的戏装。
还没等我们长大，还没等我们真正明白京剧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展开了。从此圆恩寺影剧院也关张了，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此悲剧性地结束了。
记得文革中的一天，妈妈的好朋友--同科的牙科医生吴阿姨来到我家。从她紧张焦虑的表情我们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吴阿姨的丈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关了起来，吴阿姨出身不好也是岌岌可危。她把家里一些重要的东西和她写的日记，为丈夫申诉的材料都带来了，希望母亲为她保存。母亲赶忙把所有的东西藏了起来，当时的情景在我们眼里真有点儿像过去地下党的劲头。（我家当时还算安全，父亲是历史清楚的红军干部）没过几天吴阿姨果然也被医院关了起来，头发给剃了，隔离反省写材料。
吴阿姨藏我家的东西里有一包是八一厂名演员黄宗江的。（黄宗江与吴阿姨一家是好朋友，文革时同样受到冲击）吴阿姨带来话说，这包东西就送我们了。哥哥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好几张装潢讲究崭新的密纹唱盘。（36转的，那时的旧唱盘都是78转）有京剧和全套的斯特劳斯圆舞曲。（文革时算是四旧了，有问题的家庭也不敢保留）为了听这些唱盘，哥哥要求爸爸妈妈为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或叫留声机）。不可思议的是，从那一刻我们兄妹三人小小年纪竟能如醉如痴地欣赏陶醉在这中西方的国粹里。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在那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日子里，能有这样的精神食粮，即便只是听觉上的享受，已经很奢侈了。从此我们爱上了京剧，爱上那行云流水般丰富的唱腔，懂得了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行当，感受到曲牌锣鼓多变的套数，明白了什么是名角儿。记得唱片上大多是折子戏，京剧曲目有杨宝森、程砚秋的《武家坡》，杜近芳、袁世海的《霸王别姬》，马连良的《借东风》，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的《二进宫》，谭富英的《草船借箭》，袁世海《赤壁之战》里的横槊赋诗，还有《捉放曹》《甘露寺》····真是群英荟萃。
我最喜欢的是《霸王别姬》里的那段南梆子，杜近芳音色甜美，圆润清纯，情调委婉缠绵，沁人肺腑。马连良的《借东风》从容舒展，新颖细腻，流畅华美，洒脱清新，真像他戏词里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真是无人可比啊！再有就是饰演曹操的袁世海那得天独厚的架子花脸，嗓音宽亮浑厚，刚劲明爽，发音真切透彻，他用自己特有的炸雷般的嗓音赋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愁，唯有杜康”真是撼人心腑。（他后来饰演的红灯记鸠山也很精彩）
为了能把斯特劳斯圆舞曲放出最佳效果，记得大哥和表哥一起费了很大的劲儿组装了一个带大音箱大喇叭的电子管功放。效果果然不错，音乐显得更有层次，更优美，更富有感染力。全套的圆舞曲似乎带着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多彩浪漫华丽的世界。起伏的蓝色多瑙河，茂密的维也纳森林，和那悦耳春天的声音（春之声）。让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国孩子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优美的声音，虽然那时还不知道何为圆舞，却很想随着音乐起舞旋转。
吴阿姨和从未莫谋面的一代名人黄宗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把京剧与圆舞曲，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同时带进入了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把她深深地注入了我们年轻的心灵。让我们接受了中国艺术魁宝京剧的重要启蒙教育，对西方古典音乐交响乐有了最初始的认识和感受，虽然仅仅是几张唱盘，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今年春节期间惊悉母亲终生好友吴阿姨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黄宗江也在近期离开了人间。特写这篇短文追忆感谢他们在文革中艰难的岁月里，为我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带来文化，带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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