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后的父亲和母亲整天行影不离，很是恩爱。而二房三房心中就难免感到不爽，母亲没有过门时，父亲还两房都走走，特别是大太太留下来的女儿是托给了二房。二房道从来没有想当正房，她知道自己的演戏出身。而三房则心中不服，毕竟她也算家庭不错的女儿。这扶正的事情她虽然没有在丈夫面前提过，但她心中打定主意想怎样也非她莫属，她给杨家生儿育女。大太太不就生个女儿吗？谁想这几年来丈夫即没有扶正她，也没有另迎娶。当年大太太在时，她们几个还不是常常暗中较着劲。当大太太没有后，她和二房反而相处不错，她知道怎样二房不会被丈夫扶正，而她则是最佳人选。所以，她没有想到丈夫娶了这个一个还是女学生的母亲进门。她开始还真是小瞧了母亲，看着母亲和父亲总是出双入对的样子，真的气坏了她。她怎么能够容一个这样年轻的女人做大太太，她开始不给丈夫好脸子。结果，父亲根本不再进她的房间，本来母亲还要拿出做大太太的姿态，让丈夫去其他太太房子里面过夜。谁知道三房联合二房一起指桑骂槐，教着孩子们给母亲捣乱。母亲虽然没有告诉父亲她们对她的刁难，但母亲心里可是打定主意要将三房请出去这个院子。
说来也巧，父亲在东北有一个木材场和一些田产，他每年都要过去一两次收钱。自娶了母亲后，他就带着母亲去了趟东北，那时日本人还没有入侵中国，东北还很繁荣，但母亲对东北印象很差。因为，父亲和东北的张家是远亲。所以，在那地面上很是能够得到照应，但母亲还是坚决表示不愿意在去东北，并建议父亲将东北的生意结束，在上海拓展更大的空间。这父亲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贴心贴肺的人儿守着，他对母亲就像中了魔似的，言听计从。更听从母亲的话，将东北的一切生意都结束了。那时，在东北的日本商人看中父亲的产业，要买。但父亲不愿意给日本人，结果用很低的价格转卖给一个东北商人。从东北抽回来的钱，让母亲全部换成金条，没有一年的时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这父亲本来只是看到美丽的母亲喜欢上的，他没有想到听从母亲的建议，反而救了杨家，要知道父亲有一大半的产业都在东北，当时用很低的价格卖了，好像亏了，然而母亲的这个决定却是救了杨家也救了父亲。所以，父亲对母亲的敬重之心已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了，这杨家在母亲的嫁入后，躲过了一场经济危机。更有的是，母亲那时为了离开三房的骚扰，她在法租界买下了一座大房子，当日本人到处占领的时候，全家都得以安然无恙。本来这个房子是不带三房过来的，但日本人的侵略，母亲不能够将三房留在外面。这样，连三房也不得不感激母亲。父亲此时对母亲早以五体投地，他从此就凡事都和母亲说一说。母亲婚后的第四年才生下姐姐，两年后生下二姐，又过了三年才生的我。
我的出生让母亲在另两房面前的腰板更直了，要知道无论母亲多么有主见，父亲多么爱母亲，但连生两个女儿的母亲还是感到不安。特别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父亲虽然从没有提及要母亲生儿子的事情，但每每母亲看到父亲和大哥二哥在一起时，她就感到没有尽妻子的责任。所以，当我出生时，母亲真是高兴极了，我的两个姐姐其实都是奶妈带大的，而我的到来，母亲确要凡事亲力亲为，你就知道，母亲对我的宠爱有多少了。家中老小都让着我，我真的是在父亲母亲和姐姐们的宠爱中长大的。
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面，不管抗日多么热火朝天，母亲还是会常邀请一些姐妹来家中打牌，她常常让我坐在她身边，也因为我特别粘她。她如果打牌到深夜，我都要抓着她的衣角，才能够睡觉。和妈妈一起打牌的姨娘们都是有钱人的太太和官场里的长官太太，每个人都是漂亮人儿，我特别喜欢她们来家中和母亲打牌，这样我能够被她们赞美着，搂抱着。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刻，我还特别喜欢听她们的吴侬软语。真的听得我心生欢喜，而母亲自然是美人，她的这些朋友太太们自然也都是美人。所以，再后来抗日一胜利我们全家就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头几个月，我再听不到母亲这些朋友太太们的莺歌燕语，我真不习惯，我听惯了她们的吴侬软语和她们身穿美丽旗袍的婀娜身姿。后来，母亲的有些朋友陆续来港，她们又在家中开牌局，那时的我已经会拉小提琴了。我则有了新的节目，给她们拉琴听。每每一曲终时，我得到的不光是赞扬，还有她们的拥抱和亲吻，我特别有女人缘，可能就是从这些上海的姨娘哪里开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成了被哥哥姐姐们讨厌的人了。当然都是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曾经有两次被他们带出去玩，差点被他们给扔在街上。但刚刚都巧得很，我都遇到了母亲的朋友，你就能够知道我的命有多大了。
再后来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又过了三年，我们移民去了美国。但去美国时，则只有父亲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了。母亲这次没有让那两房一起过来，一个是她感到对那两房已经做到人之义尽了。她不希望再和她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了，不过，她们还依然是父亲的太太。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香港这几年，父亲做起了海运生意，他要到美国展开业务。而二房和三房不想离开香港，她们担心不会洋文，也不喜欢跟着母亲转。这样只有我们全家去了美国，而我们离开香港时，母亲和二房三房闹翻了，那时，两房里面的孩子都大了，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母亲。逼她交给他们更多的钱财，更言当年从东北得了很多金条，我们如果去了美国，岂不是要独立吞了。她们不管那些年的战乱时期，父亲的工厂和商店损失很大。那时有很长时间，母亲都是靠卖掉一两根金条过日子。更有这些一大家子出来到香港，手中真的是除了钱，什么都要重新添置。加上父亲要和人合资买船做生意，这一切的一切，那两房都不管的，一再认为母亲夹私。所以，我才有被年长的兄弟姐妹们欺负。母亲深知再这样一起住下去，矛盾会更多。在我们离开之前，父亲把家产分了三份。二房没有说什么，但三房仗着有两个大儿子的份上，和父亲母亲大闹起来。她告诉母亲，她的孩子也姓杨，为什么没有这几个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的份子。无论母亲怎样解释，三房还是带着两个已经是成人的哥哥和母亲大闹着。最后，还是父亲出来怒斥了哥哥们，母亲才避免了被伤到。看到三房这样的无理取闹，母亲心寒了，她发誓永远不要再见三房这个女人。最后，母亲不得不从自己的那份里面拿出几根今条，平息了这场家庭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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