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夫的第一个晚上，我外婆跟我小外公单独在一间客房的火炕上睡了一夜。我大外公妒火中烧，第二天便提出，为了省出一盘火炕和一间客房，三人应该合住一间屋子。
我外婆和我小外公想了想，也觉得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又勉强坚持独自住了两个晚上，第四天晚上，两人便搬到我大外公的屋子里去了，我小外公的蜜月从此结束。以后，他们这三个人的一组夫妻，便在一个屋子里住了几十年。
因为即便是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之后，我舅舅身为小业主的儿子，也没能力让自己的父母分房居住啊。我舅舅本人都没有自己的卧室，而是住在家里小伙房的火炕上。就算家里能多出一间屋子，那首先也得考虑留给我舅舅娶媳妇啊，哪能优先让父母分开居住呢？就是不考虑娶媳妇，那也设法租给别人居住，好给家里增加一点生活补贴，谁舍得自家人全部占用呢。
别说是小业主家了，就是那时的一般人家，也都是父母和半成年的子女睡在同一盘大炕上，有几家能有条件跟子女分房居住呢？除非子女成年后有了工作，搬进集体宿舍去。像我舅舅这样有伙房可以住，就算很不错了，哪谈得上让我两个外公和我外婆也分房居住呢？
有关我外婆和两个丈夫的枝枝节节，都是文革中我外婆外公们站在批斗会场上一五一十交待出来的，后来人们便一传十十传百，老传少，少传幼，直传到我这个外孙女儿的耳朵中。
直到我爸爸辞了职，下了海，挣了钱，买了我家现在所住的这上下两层的小别墅，将我外婆和外公们接过来同住。他们老三口儿（想说老两口，但他们确实是老三口啊）还是不愿意分开，说是几十年了，已经习惯了，住在一起说话解闷儿方便一些，于是我爸我妈也就随他们的便了。
当然，在我外公外婆这老三口儿不离不弃亲密无间的反衬之下，我爸爸隔三岔五出去减压，让独守空帷孤独郁闷的我妈妈不知暗地里流了多少伤感心酸的眼泪，也不知将我爸爸骂了多少声“杀千刀的”，那只有我妈自己知道了。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的四个月之后，我妈妈出生了。不知她的生父是谁，于是给我妈起名叫刘洪英。因为我大外公姓刘，我小外公姓洪。我妈单名一个英字。
解放后，组织上宣传一夫一妻婚姻法，原来的大小老婆，还有招夫养夫式的夫妻，都可以自愿解体，也可以自愿保留，当然最好解体，以符合我国婚姻法上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但我外婆年轻时不光漂亮，还特别会哄男人，用现在的话说，她很有女人味儿，狐媚子功夫好生了得，看哪个男人一眼，那男人就浑身酥软。所以迷惑得两个外公谁也不想离开她，于是这种异型婚姻就自愿保留了下来。
后来，公私合营了，车马店归公了。再后来，车马店关闭了，原本就是破破烂烂的平房，因无力修缮也渐渐都倒塌了。这时我小外公也在一个单位找到了一份当库房保管的工作，正式工；我大外公给人家一个机关灶上做饭，临时工；我外婆在家里操持家务。老三口儿加上两个孩子，相安无事好多年。
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我外公外婆这异型婚姻的来龙去脉第一次曝光在工作组的笔记本上，但当时并没有被为难。
文革开始后，有人提出我外婆跟我外公们三人同居一室，应算流氓小集团。我外婆声泪俱下地在会上讲述了自己一家当初如何如何不能度日，如何如何经过中人说合，三方认可地组成一个新家等等。
我小外公还愤然拿出一张发黄的纸来，那便是二十年前的“招夫养夫”契约文书。批斗他们的人一时之间不好说什么了。后来有人递台阶说，林副主席说了，衡量一个人，不要纠缠生活小节，偷鸡摸狗，乱搞男女关系都没有关系，主要看对毛主席忠不忠这个大节，于是，我外婆外公们才被饶过了。
这个问题放过去了，另一个问题却出来了。原来当年打断我大外公腿的那两个土匪，后来都随着土匪队伍投诚了革命队伍，那当土匪的历史也被篡改成革命的了，打家劫舍谋财害命都搞的是有钱人，当然就是革命行动了，那弄来的银元，也被说成是地下革命者的活动经费了。
而我外公偷人家的银元，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篡改的罪恶历史，非但不能篡改成无罪的，而且那罪过更大了，居然被升级成为“偷盗革命的活动经费”这样的罪名了，当然就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反革命贼分子了。于是就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以至于后来我爸爸有一次骂我妈还说你那个贼爹如何如何……
于是，我大外公这个反革命的贼分子，就被单位解雇了，而我舅舅的性命便因他这个贼爹而早早地丧失了（当然也可能没有丧失）。听我慢慢说吧。
文革开始那年，我舅舅已经当了工人，我大外公是我舅舅毫无疑义的生父，所以我舅舅就成了毫无疑义的反革命的儿子，或者是毫无疑义的反革命贼分子的儿子。我妈则因为生父不明，人们谁也说不准她是我大外公这个贼爹的女儿，还是我小外公这个不贼的爹的女儿，所以受牵连比较少。
文革进行到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那当年打断我大外公腿的两个人，却被查出还杀害过前去匪巢劝降的真正的地下革命者，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抓进监牢了。这样，我大外公偷了他们的钱财就不算是偷革命经费了，也就不应该算是反革命了吧。当然，贼分子的罪名还是应该在的，但这罪名比反革命罪名要轻99%啊，所以，改换罪名便成了我大外公后半生的奋斗方向了。
运动后期，我舅舅据此多次上访，想推翻他的生父，我的大外公的反革命帽子，好把自己从黑五类子女的队伍中甄别出来。
当时上访是严重违法的。有一天夜晚，上访归来的我舅舅听我大外公说上面正在追捕他。吓得饭都不敢吃，要连夜逃跑。但我两个外公和我外婆都不让他走，怕他没有粮票会饿死在外边。于是我大外公小外公还有我舅舅这三个男人，连夜在当年车马店留下来的牲口槽地下挖地洞，洞挖好以后，让我舅舅躲进去，外面洞口用一捆麦草盖住。每日饭食都由我外婆送进去。
数月后，我舅舅偷偷出来晒太阳，被人发现了。于是舅舅被抓走，少不了一顿暴打，逼问他外出上访期间都进行了哪些反革命串联。
上访无效，又被关闭在地洞里数月的我舅舅，本来就已经忧郁了，现在被暴打，又被逼问，那脆弱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疯了，连看守送进来侮辱他的腐烂菜叶子都照吃不误，于是被释放了。释放后的舅舅却没有回家，他又疯疯癫癫上访去了，从此杳无音讯……
一九七八年底，我外公的反革命冤案平反，我家登报寻找也没有找到我舅舅的踪影。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既然死不见尸，那就有可能还活着，所以在我大外公的墓碑上还是刻上了他这个嫡生儿子的名字。
现在我补叙一下我妈改名字的故事。
我妈原名刘洪英，文革开始后，我妈自我革命，将名字改成了刘红英。这一改，我大外公没说什么，我小外公不乐意了。原来名字中的第二个姓就是他的姓，现在这一改，等于我妈跟我小外公没啥关系了。所以他便打了我妈一顿。我妈一哭闹，又被别人发现了。于是我小外公被批斗，罪名是，女儿改了革命化的名字，他出于反动的本能而仇恨女儿，于是打了革命的女儿。打了革命的女儿，便是反革命的了，理所当然受到单位里的批判。
这一批斗，以前的事情又被牵扯出来了。说我小外公出身于响当当的雇农家庭，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可是，当年放着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女儿和城市贫民的女儿不娶，却跟剥削自己的那个小业主老板娘勾搭成奸，还情愿做她的第二丈夫……解放后也没有脱离开这个当年的小老板娘，至今依然心甘情愿的当她的小丈夫（等于小老婆之类的）。可见思想多么腐朽，阶级立场多么模糊……
我小外公的脑子比较活络，他在批斗会上痛心疾首检查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好好改造世界观等等，跺足捶胸咒骂自己，不该阻拦女儿改换革命的名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请罪……所以很快就被原谅而过关了。
但他对阶级立场模糊这一罪名却始终不承认，并且灵活地替自己进行了辩解。
我小外公当时义正词严地说：“红英她娘虽然是车马店老板娘，可是她对我这个雇农的儿子非常好，我吃稠点的，她吃稀点的，我穿好的的，她穿破点的，这说明她深切同情贫下中农，跟贫下中农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应该将她与普通的小老板娘区别开来。我至今不愿离开她，就是用实际行动体现这种区别对待……”
批斗者一时无法反驳他。
我小外公又说：“再说，当时我跟贫下中农的女儿和城市贫民的女儿是有阶级感情的，我很想娶人家做老婆，可人家跟我没有阶级感情，不愿嫁给我这个革命阶级出身的穷男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不信可以你们回家问问老人，让他们说说，当年哪个女人心甘情愿嫁给穷人？也就这些年学了毛主席著作之后，贫下中农家的女人们思想觉悟高了，才认识到应该嫁给同样是贫下中农家的男人……对不对呀，大家说。”
这一下，真让与会者个个哑口无言，于是会议主持者便话锋一转总结说：“……红英她妈的确是同情贫下中农的，我们相信她今后在自己这位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小丈夫的帮助下，会进一步靠拢我们贫下中农的……”
于是，批斗会像闹剧一样结束了。我小外公乐滋滋地回家来，向我大外公和我外婆绘声绘色地学说了整个批斗过程。我外婆高兴得不断地向我小外公飞着媚眼。气得我大外公干瞪眼，但他失去了工作，还要靠我小外公养活，所以除了瞪眼之外，其他什么举动也不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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