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all friends who stand in the middle ofnowhere
会散了，舒晴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她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前面，她的纤细的手指绞缠在一起神经质地扭动着。如果想去看他，这个下午是她此行唯一的机会。她这次来新奥尔良是代表CDC出席一个流行病学的会议。今天早上她刚做了一个简短的讲演，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分析今年流行病在东南区的发展。下午会议自由活动，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成群结伴地观光去了。
她把车停在了这家杂货店的侧面，透过铁栏杆可直接看到他的后院。她没有从这辆租来的雪弗莱SUV里出来，甚至没有将车窗的变色玻璃降下来。五月的阳光在这美国南方的城市已经很烤人了，他的后院有几棵大橡树，把整个后院都遮在了树荫下。院子里零散地停了四五辆旧车，跟她预料一样她一眼就看到他蹲在一辆卸开的旧车前往车身上拧什么。舒晴不禁松开了咬紧的下唇叹了口气，看来这人还真地打算在这些旧车里蹲一辈子了。舒晴缓缓地把车窗降下来。他原来那一头秀美的厚发变成了小寸头，十几年过去了，那头发还是黑黢黢的，她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她已经开始染发了。虽然他穿着一件白T恤衫牛仔裤半蹲半站在那里，你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宽肩细腰的男人。看着那熟悉的后背和那宽阔的她枕惯了的肩膀，她的眼睛突然热了，她还是那样地渴望他，事实上，她从没有停止过渴望他。
她忘了他俩是怎么好上的，那是大一的时候。他俩似乎是一见就好上了，他挺拔高大象棵树，她纤细婀娜象一棵牵牛花，他俩碰上了就像藤缠树那样自然地好了。她事事都依他，他处处都呵护她。他的书包里装着她的书，冷天他大衣的口袋就是她的手套。他们就读的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呢，在另一所中学教数学。黄城根儿少不了他俩的身影，中山公园舞会厅拉不下他俩的笑声。是什么让她要改变这种生活的？为什么她要出国呢？她自己都说不清。
她先出来读书，两年后她到新奥尔良的机场接他的时候，他拉着两个巨大的箱子，像是在做一个永久性的迁移。即使在这久别重逢的激动中她都能从他的眼神里觉察出异样，不只是兴奋，还有恐惧。他们都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
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年过三十才从头学习一种新语言是多么的无奈。无论你多么博学，你是多么有才干，你却像一个婴孩一样发音含糊不清，话不成句，辞不达意。试想一下在你的面前，一个成年人说话像婴孩一样，给你什么感觉？你会对他有信心吗？而我们这些中年才来到美国的华人就是这样呀呀学语地去面对我们的新的严峻的人生的。
他到的第二天，舒晴陪他去移民局换签证，当移民官问他几时入境的，不知是他听不懂，还是不知怎样说，竟阿，阿，阿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移民官惊讶地望着他，舒晴也没料到会这样窘迫，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痛。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打一个找工作的电话，都得要舒晴代做。最使他狼狈的是半夜被舒晴从警察局领出来的样子，因为他无照开车打工撞了警车，又因为语言不通，被误会为非法移民被抓进了局子。他们两个人不知如何重新定位他俩的关系，只是痛心地看着他俩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退化。由于他考不过GRE分数线所以不能正式进入读硕士的程序，只能选修一些预备课程，修着修着他看不到希望，就放弃了，竟然迷上了修车。他就默默搬出了学校的宿舍，搬进了这个修车的院子。舒晴开始还常去看他，但是两个曾经那样亲密过的人如今生分起来是最痛苦的事，所以她就越来越少去那里。后来她去密西根读博士就彻底离开了他。
舒晴整理了一下西装裙的皱褶，又窥觑了一下自己的尖底的高跟鞋，她出了会议厅没来得及换衣服就来了。她不想这样出现在他面前。其实见了又如何？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曾是她过去的老板，年长她十来岁，对她是无限地耐心细致，她不想要孩子，她丈夫与前妻有两十几岁的女儿都和她相处得挺好。
她从朋友处知道他一直没婚没娶，就这么一个人过着。他到底在守什么？她不值他这样，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舒晴就这样咫尺天涯地望着他任泪水流满了脸又滴在裙子上她也不理会。现在这种生活真的是他们原来想要的吗？她是多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再像过去那样伏在他的肩上畅快地哭一场。可是，哭过之后又能怎样，他们又能做什么？他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她就这样痴痴地一直望着他，直到他收起工具进了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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