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架上“戏台”的亲情---读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戏台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戏台》，讲了一个让人读完以后心里发闷发堵的故事。小说真实中又带着些许荒诞，非常特别，从一众中篇小说中脱颖而出。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表哥纪军找到“我”，请求“我”帮忙演一出戏：假装争夺外婆留下的房产，目的是让吵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我”的姨父姨母）能有一个共同目标，在姨父离世前过上几天“夫妻该有的日子”。原本只是一场戏，最后却假戏真做，两家亲戚从此再不相聚。

 

这整个故事的荒诞之处在于：表哥搭这座戏台，本意是好的。他爸爸得了癌症，他妈妈看不起爸一辈子，两个人吵了几十年，冷漠得不像夫妻。表哥想用“争房产”这件事把他们绑在一起：有了共同的敌人，他们就是战友了，就可以一直对外了。结果这招确实管用了。老两口真的一条心了，甚至连姨父的癌症都不治而愈。

 

你看，多讽刺。让这对夫妻真正“齐心”的，不是爱，是利益。而让他们停止内耗的，不是沟通，是把矛头一致对外。这出戏“成功”了，但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是所有人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欲望泥潭，谁也无法收场。

 

 

作者罗伟章先生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这对夫妻的矛盾写成简单的性格不合。姨母年轻时是城里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因为被强暴怀了别人的孩子，不得不嫁给了当地做兽医的姨父。后来知青回城，姨父怕她“放归大海”，使了手段不让她走。

 

姨母从穿裙子的城市姑娘，变成了挂着围裙卖炒货的下岗工人。她看不起丈夫，不是具体恨他哪件事，是恨自己这一生的错位都与他有关。而姨父呢？他的“爱”里有着自私和自卑，他没有本事留住妻子的心，只能用手段留住她的人。

 

这不是两个人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表面上看，表哥是导演，“我”是执行者。但实际上，当“争房产”这件事被抛出去之后，它就活了，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为了把戏做真，故意散布拆迁的假消息；父母为了争房子，动用了一辈子没用过的心机；姨父姨母为了守住“自己的东西”，连家都不敢回。每个人都在“演”，但又好像每个人都在演自己：那些平日里被体面压住的贪婪，计较，不甘，全借着这场戏涌了出来。

 

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那座戏台搭起来之后，所有人都成了台上的角儿，锣鼓点一响，谁也下不来了。正如金庸先生所说： 有情皆虐，无人不冤。

 

小说的结尾看似轻描淡写，但却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们一家和姨母一家再不相聚了。这也没什么特别，俗话说‘有老人在，家才在；老人不在，家就散了’，我们两家无非是散了而已。”

 

“无非是散了而已”：这句轻飘飘的话，却比任何控诉都重。

 

作者没有在小说里跳出来骂谁贪婪，也没有让谁幡然悔悟，抱头痛哭。他只是把人性放在那座戏台上，让每个人自己走一遍。结果你会发现，台上没有坏人，但所有人都输了。

 

读完《戏台》，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亲情/人性经不起考验，那我们到底是应该避免去考验它，还是应该承认它本来就是这样？

 

罗伟章在创作谈里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仅能感知生命的美，还能感知生命的亲。亲是在过程中培育的，比美更 日 常，更宽阔，更厚实。‘’

 

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种子（ 原始灵感 ），他说： 所谓种子，是能发芽，能破土出苗、随风见长。否则就不是种子，最多是一粒死去的种子：没落进地里就死了，是提前死去。提前死去的种子当然同样不是种子 。有时候，或者说许多时候，写作的失败，就在于把死去的种子当成种子 ，人物和故事都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 ， 只见作者在那里使劲儿，就像毛姆说的，或许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心。这跟我们说大词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心，感情也是虚假的，虚假不可能赋予生命以气息、温度和力量。

 

这大概是这篇小说最让我难受的地方。我们总是把精力耗在争夺，计较，证明上，以为赢了这一局就能得到安宁，却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过成什么样的人？

 

最后想说一下小说的文笔：

 

‘’我一进屋，寂静猛然抬起头来 ，吓得尖叫 ，却并不逃走 ，也不躲避 ，只在原地蹲着 、趴着，对我怒目而视 。‘’

 

寂静本是无形无状的东西，被他一写，忽然有了生命，像个蹲在暗处的活物。这种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有张爱玲之风啊。

 

还有比如这句：

 

‘’父亲终于把两粒花生拍进嘴里，花生被煮过，本以为早就死去了 ，但在父亲的牙齿底下 ，依然发出被切割的痛楚呻唤 。‘’

 

父亲的惧内，不满，麻木，在文字中表现触目惊心，有一种奇异怪诞的凌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