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奶奶常说爸爸的一句话是：“一条道走到黑。”妈妈常说爸爸的一句话是：“一个心眼。”古大姨告诉我：“你爸爸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爸爸是凡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并且坚持到底的人。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每隔一段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两三年，爸爸都要写一种叫做“反省”、“检查”、或“思想汇报”的东西，有时几十页，有时上百页。”写作“期间，爸爸会整晚冥思苦想，伏案疾书。
我曾偷偷翻过爸爸的“作品”，知道了爸爸不管在什么运动中写材料，第一句话一定是“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运动的名堂花样翻新，但爸爸的开头永远不变。我不懂,爸爸的材料都是交到“组织”的，可是组织已经知道你的出身了，为什么还要写上这句千篇一律的话呢？可能是爸爸文笔很差，言之无物吧，所以我从来都没有仔细看过爸爸写的东西。
爸爸退休后和我聊天时，常讲他的童年生活和青年时代的经历。我突发奇想,想写小说，特别想知道爸爸妈妈大学时代的生活。可我对那个年代所知甚少，就让妈妈给我描绘他们生活的环境，包括他们的学校、课堂、住房、衣食住行。妈妈很快给我写了,但又要回去撕了，因为心有余悸。爸爸却自告奋勇：“我给你写。”可我却没当回事，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写的开头是：‘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说完就忘了这件事。
可是爸爸真的写了，写的特别认真，仔细。爸爸的记性出奇的好，不仅是大学生活，连儿时的故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却没有仔细读,因为我的兴趣又转移了。直到爸爸离开了，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爸爸专门写给我的“自传”。这份曾经被我轻易否决的自传，成了我十几年来最珍惜的宝贝。我无数次地读着它，想象着爸爸年轻时候的模样，想象着爸爸一生的坎坷历程，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爸爸的书写和他的为人一样：真实，自然，有信仰，敢担当。
1979年年末的一天，爸爸举着一张写着“调查结论”的纸对我说，他的“反党宗派集团”案子“平反”了。我听爸爸念了一遍，竟然没有拿过来仔细看一眼，因为那个年代到处都是“冤案平反”的事情,我对那些五花八门的罪名早已熟视无睹,没有好奇和兴趣,也体会不了爸爸的感受。其实，我并不了解爸爸的“案情”，一直都不了解，直到失去了爸爸，才听到王承印叔叔、劳姨的讲述，看到真实的材料。
1954年,在卫校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有人给当时任书记的王某提意见：虐待岳母（他的岳母是“地主婆”）。爸爸和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支持了这个意见，书记本人表面接受意见，却从此心存芥蒂。在一九五六年开展的反“一长制”运动中，原来只属于单位中层领导的书记成为了单位最大的领导,担任副校长的爸爸和校长王承印一起受到了批判。后来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达到高峰。王承印被上级主管部门省文委、市委宣传部批判、撤职，而爸爸作为他的支持者，与九名党员联名上书市委，为王承印申张辩护。一夜之间，爸爸和所有签名者被打成了“反党宗派集团”。
爸爸就在这个大帽子下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光阴。我无法想象，如果我是爸爸，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会被“改造”成什么样子，可是爸爸一直都没有变。
在文革开始时，全民欢呼、万众投入，爸爸却每天心事重重地对妈妈谈他的“不理解”。开始时，爸爸参加了一个标榜“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组织，可看着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乱，医护人员经常弃工作于不顾，大打派仗，爸爸的“不理解”日益增多。
一次医院药房遭抢劫，药品和医疗器械大量丢失。爸爸和有关人员清点库房时统计，仅药品损失就达万元以上。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都指责对方是贼，最终确认作案者就是那个标榜“抓革命、促生产”的组织。爸爸立即声明退出了“战斗集体”。由于对两派各自吹嘘，又互相指责，互相攻击的行为看不惯，爸爸在整个运动中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也没有对任何一派表示支持，认为对立双方都不实事求是，都有撒谎、甚至造谣的行为，而撒谎欺骗是爸爸最不能容忍的。
1967年，“糟字派”在公安局门前组织静坐绝食一周后，多人晕倒，甚至昏厥，负责医院全面工作的爸爸批示了调拨医院大量葡萄糖紧急输液、救治学生。绝食学生得救了，爸爸却因此受到了和绝食者对立的一派的攻击和批判，被扣上了“支持绝食”的罪名。还因为他的女儿也在绝食队伍里，被指责为“救死扶伤是假，帮助女儿是真”，而事实是作为他女儿的我因为没有昏厥，连葡萄糖的边都没沾过。
这还不算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命令“群专”组织的头头没收了爸爸的200多元钱，说是补偿爸爸批给绝食学生葡萄糖钱款。革委会对爸爸的所谓“支持绝食”的做法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强迫爸爸“检查”。爸爸从不辩解，因为辩解没有用。那是一个丧失人性，也没有人讲职业道德的时代。
医生出身的爸爸,从没有忘记过治病救人的宗旨，即使他在被怀疑为“钻进革命阵营的隐藏很深的特务”的时候，在被派到医疗科室当医生、护士、护理员的时候，爸爸都是认真工作，值班，全心对待每一个患者，甚至擦门擦窗，拖地打水，为病人接尿倒便。
1968年6月,医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爸爸在已经成为“清队”审查重点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批斗会议，斗争的对象叫王德荣。当造反派手提棍棒打向王德荣时，爸爸在下面喊起来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爸爸的喊叫，使打人者放下凶器，王德荣避免了一次挨打。事后，我听爸爸向妈妈讲述：“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斗争，一遍遍地下决心，终于鼓起勇气喊出了那句话。”这是我经历的那个年代，第一次听说在批斗会上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的事件。
1975年夏，一股追查“政治谣言”的高潮掀起，关于“总理遗言”的传闻以极快速度在民间蔓延。爸爸也听到了这个“遗言”。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常常来家里和爸爸畅谈的，除了他的“反党同伙”王承印叔叔以外，就只有爸爸在新民时的老朋友市粮食局长杨峰叔叔和市图书馆长王成业叔叔。不知是谁告诉了爸爸这个“遗言”，爸爸没有怀疑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以为国家又有希望了。在医院开会的时候，爸爸在发言中提到了“遗言”中的话，马上受到了专案人员的追问：“听谁说的？”大事清醒的爸爸立即反应过来，没有回答这句问话。但话已出口，爸爸逃不脱了。会后，专案人员严厉追问爸爸，谣言出自何处，爸爸答应回家好好想一想。
看到爸爸愁眉紧锁的样子，我猜出爸爸遇到了麻烦，因为我工作的单位也在追查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已经有了应付这一类事的经验。我对爸爸说：”你就告诉他们，是在家里听我说的。“爸爸认真地说：“那可不行，因为我根本不是听你说的。再说，听谁说的都不能说出去，这事很严重，是要抓人的。”我告诉爸爸，我知道不管是哪个叔叔说的，他都不会交待出去。那么这件事就过不去。要是推给我，这事就到头了。爸爸听不明白，问：“那你怎么办？”我胸有成竹地说：“你想，我每天两次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汽车上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可是我又不认识他们，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爸爸恍然大悟，终于笑起来了：“这孩子！”
一切如我所料。第二天，爸爸单位的两个人就跑到铁合金医院指名找我。他们问什么我都承认，“总理遗言”是我告诉爸爸的。我还告诉了他们一些别的谣言。他们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让我说了话，就“启发”我，要我把从哪里听到的如实说出来，不要害怕等等。我当然没害怕。我告诉他们：“是在汽车上听别人议论的，那人长什么样没记住。”我的简单回答让这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再问什么。回到家里，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爸爸。爸爸哈哈大笑：“你比我有办法。“我得意地说：“因为我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
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思维活跃，面对重新兴起的市场经济，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同时，一股暗流也在强劲涌动，一些受过迫害的当权派和各类精英们，在重整旗鼓的同时，努力“补偿”曾经失去的特权。有些人为了恢复和争取更好的“待遇”，比如职称晋升，子女安排等等，甚至不遗余力，投入了比工作更多的心血、精力和时间。
爸爸又一次不理解了。1982年，64岁的爸爸申请退休。理由是跟不上形势，不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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