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跳楼的故事
那栋楼的五楼在装修,没人会去那里。栏杆那么高。
她还是跳下去了。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平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落下了,今天只是我们终于听见了它落地的声音。
她在我们科室上班,长得有些福相——那种叫人看一眼就觉得踏实的脸,丰润,安静,带着一种不张扬的体面。她不大说话,人缘却好。我刚进厂的时候就知道她是个好女人,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只是因为她没做什么:没有嚼舌根,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把别人的痛苦拿来下饭。
那种人,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她老公有外遇。这件事在科室里传了很久,大家说起来,脸上都带着一种过于饱满的义愤——像是把别人的不幸当成了自己的调味品。前一天,她老公还是科室公认的负心汉,众矢之的;第二天,她从五楼跳下去,厂长的话一下来:
"不许说是自杀。就说她头晕,不小心摔下去的。"
第三天,我们科室讨论的,是她的高血压。
我坐在那里,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凉了。
不是愤怒。愤怒是热的,是要往外冲的。那东西是冷的,是往下坠的。我意识到,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人只有一个,但早就空了的,不止一个。
后来他们让我们早去一小时,叠锡箔,做金元宝。大家都去了,手指翻飞,动作娴熟。我没去。不是因为我懒,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纸折的金元宝,究竟是烧给她的,还是烧给自己的——烧给自己那个昨天还在传闲话、今天又急着表爱心的良心。
仪式是廉价的东西。你叠一百个元宝,也换不来你当初闭上嘴的那一刻。
追悼会那天,我走到了最里圈。
周围的人没有人上前,远远地站着,脸上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勉强的表情。我后来才想明白,那不是悲伤,那是心虚。尸体是镜子,照出来的东西太难看,所以没人敢靠近。
我靠近了。
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还是有些福相,只是那种踏实的东西不在了,像一盏灯,灯还在,火已经熄。我心里说:
你这个傻瓜。
你妹妹从香港来了。再差,你也可以去香港。你长得这么有福相,你怕什么?
干嘛要死。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但我说了。因为这句话,是我欠她的——不是因为我害过她,而是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也许从来没有人当着她的面,把她当成一个值得被挽留的人,好好地问过她一次。
追悼会第二天,科室的人说我胆子大。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她老公那栋楼的五楼,据说装修完之后,栏杆换了更高的那种。
没人提这件事。
厂子里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只是我每次路过那栋楼,都会习惯性地抬头看一眼五楼。
不是因为我忘不了,是因为我不想忘。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被当成了谈资;死了之后,又被当成了谎言。
我不愿意配合。
让她是她自己,让这件事是这件事。这是我唯一能给她的东西,卑微,但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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