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第一套房子之前，我在那个小中介等了很久。
门面窄得像一道缝。两个年轻男人，口音带着我说不上来的某个省份，笑起来很客气，但眼神有些飘。桌上摆着一叠房源单，最上面那张用红笔圈了一行字：学区房，4200，家具齐全，可议。
我坐在塑料椅上等，看窗外的人来人往，想我父亲把我推出门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哭。哭是奢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没有那个时间。
等到他们说可以走了，我跟着进了那个公寓。
女人站在客厅中间，正在擦一只花瓶。她穿着一件奶白色的羊绒开衫，粉色的长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起来像是欧洲电影里那种有钱有闲的寡妇。她说话声音很软，东北口音被压得很轻，像是特意学过怎么让人放松。
"海外回来的，好，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懂规矩，有素质。"
我打量这套房子。采光很好，家具是实木的，看得出花了钱。厨房台面干净，卫生间里连地漏都擦过了。
然后我看见那扇门。
"这个房间——"
"我的私人物品，出门前找地方寄存来不及，就先放这里。"她笑了笑，"锁上的，你不用管。"
我点点头，继续看别的地方。脑子里却有一根弦悄悄拉紧了。
万一东西少了，怎么办？
万一里面有什么，怎么办？
我想到我父母，想到我兄弟。我知道他们不会来帮我的。这件事我想得很清楚——不是一种悲哀，而是一道计算题的已知条件。既然背后空无一人，我就只能自己不出错。还有孩子，我的宝宝，我要保护好他们。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她还在笑，软软地说着房子的好处，说她对住户有高要求，素质要好，说我这样的海外人士她放心。
太放心了。
放心得太快的人，往往是已经算好了什么。
"我再想想，"我说。
她说好，不急。但那两个年轻男人送我出来的时候，眼神就没那么飘了，变得有一点点急。
后来他们每天打电话。说房东很喜欢我，说这种房子难找，说再不定就没了。
我每次都说，我再想想。
直到他们不再打。
第二套房子在同一个小区。
房东是个普通的女人，不漂亮，脸绷得很紧，高领毛衣翻到下巴。带我看房的时候走到窗边，用四根手指轻轻推开窗——就是那个动作，小心翼翼的，像是在碰一件随时可能碎的东西。
我在她背后看着，心里叹了口气。
5000块，小，贵，还带着一个把房子当命的房东。我的孩子，还小，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一道划痕，一个水渍，她那双眼睛不会放过的。我们住进去，就等于每天住在她的神经里。
"我再想想，"我说。
找到老洋房的那天，天气很好。
中介带我穿过一条梧桐路，铁门开着，里面有一个小花园。有人在里面晒衣服，一只猫蹲在花坛边上，懒得看我们一眼。
房东从楼道里出来，个子高高，嗓门嘹亮，很爽气的上海女人。
"你看看，这边厨房三家公用，大家都住了很多年，客气得很。那边大花园晚上锁门，很安全的。"她说话的时候手插在口袋里，没有任何表演的意思。
房间挺大，采光明亮，家具是半新的，洗手间和浴室很巧妙地设计在角落里。窗外就是那个小花园，角落里种着一棵樱花树，铁栏杆这一排种着松树。风把树的影子送进来，落在地板上。
邻居后来告诉我是以前的客人种的，像块墓地，我不在乎。道家修行人都爱在松树下打坐，我的两个孩子可以在花园里跑。
晚上铁门会锁上。
房东不会每天在我们头顶悬着。
"2800，"她说，"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
住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的那点东西一件件摆好。孩子们第一天就冲进花园，把猫追得跳上了树。邻居开门探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没说什么。
夜里铁门的锁扣上去，发出一声低沉的声音。
我躺在那张老式的床上，听着树叶的动静，想了很多——想那个穿羊绒衫的女人，想那扇锁着的门，想那两个年轻男人不死心的电话。
我没有后悔。
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能把自己保护好，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住了将近一年，房东来敲门。
她说她亲戚在苏州生了大病，要来上海治，需要地方住。她说得很直接，没有铺垫，但眼神里有些歉然。
"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你不用给了，"她说，"这里你们住得也仔细，谢谢你。"
后来她还送了我一个小礼物，是一个手镯，镀金的。她不好意思地笑，“18K，不过我不确定。”
那年暑假，孩子们放假，我把东西搬去了父母家，我把手镯送了我妈，“房东说18K，不过我不确定。”。
再后来，半年之后，我离开了上海。
走的那天我没有回头。梧桐树还在，铁门还在，花园里的猫大概也还在。那套房子接住了我们三个人最狼狈的一年一个月，然后体体面面地把我们送走了。
这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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