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我与浙江大学的关系，大概是——
不是一开始就奔赴，
而是走过山河万里之后，仍然回到这里。
1997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文化系。这个系在浙大的版图中或许并不显赫，但对我而言，却是命运几经转折之后的一次重要回归。
我本科所学是工业造型设计，却始终对文字与文化怀有执念。也曾考虑报考杭州大学中文系，但一方面自觉古文功底尚浅，另一方面也隐约害怕那种相对单一的学科路径。相比之下，彼时浙大新设的国际文化系，以中西文化为参照，强调开放视野与综合素养，更像一片尚待开拓的精神疆域。
于是，我选择了它。
然而，在我最初填报大学志愿时（1989年），我并没有把浙江大学作为首选。年少的轻狂，往往需要命运的打磨来完成它的修正。
我出生在浙江一个小山村。从小目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与生活方式：重男轻女、言语中的轻重有别，也曾因为是女生而受到一些欺负与排挤。那些被忽视与轻视的零碎经历，让我很早就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悄然生出一种想要走出去、看更大世界的渴望。
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几乎本能地把目光投向远方——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些名字，像一扇扇通向外部世界的门。
那是一种带着倔强的远行愿望。
然而，命运很快给了我一次意料之外的重击。
那一年，数理化试题异常艰难，一向依赖这些科目拉高总分的我，发挥失常。尽管仍是全校第二名，却与第一名相差三十多分。成绩虽超过重点线数十分，却与理想院校之间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距离。第一志愿落空，后续志愿面临调剂。我至今记得那通电报，也记得爷爷那句叹息：“浙江没有学校要你。”我眼看着一些考分低于我的同学，有的去了同济，有的进入了浙大。
而我却与之失之交臂。茫然之中，只好选择“服从分配”。
于是，我被调往重庆大学工业造型设计专业——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地方。
那个年代，三天两夜的火车，翻山越岭，还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轰鸣的车轮声，将我从熟悉的世界带离，送往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生起点。
造型专业本应归于艺术体系，但当年的重大却将其置于机械系之中。我像一只误入其间的羔羊，仿佛被命运放逐。那失落四年，并不轻松，却也成为我精神成长的重要阶段。
在图书馆中，我第一次真正沉入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被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文字不仅为我提供了安放内心的空间，也让我看见了现实之外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毕业之际，命运再次转折。
因食堂饮食问题导致腹泻高烧，我住院一周，错过了回杭州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机会。阴差阳错之下，我进入绍兴市城建委系统。路径看似稳定，年终奖也高于多数单位，我尚未绽放的建筑梦，却在水泥与钢筋之间，悄然压碎。
转机来自写作。我业余创作的《敲响下一扇门》获得《新民晚报》“路在脚下”征文奖，是当年浙江地区唯一的获奖作品。由此，我进入报社，从记者、美术编辑到副刊编辑，在文字与图像的世界里，找到一处暂时的芳草地。
那段时间，我甚至拥有了一次“安稳”的选择——城东一套分配给我的住房，
一串钥匙，安静地躺在掌心。
但我选择交还。
因为我清楚，
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在短短几个月的业余时间里，以近乎“牛角挂书”的方式突击英语与政治，重新争取进入理想学府的机会。
那扇门的名字，是浙江大学。
这一次，不是命运把我带来，
而是我主动走回来。
在玉泉校区人文学院的学习时光，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那正是浙大人文精神意气勃发的年代，学院锐意创新，开风气之先。我先后师从骆寒超，胡志毅，沈语冰，孙周兴，徐岱教授。前校长路甬祥与时任校长潘云鹤，以及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大力推动人文复兴，并力邀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使这一时期成为浙大人文精神重塑的重要节点。我们这一代学生，恰好站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起点之上。金庸先生年事已高，但仍在回校期间与师生进行讲座与交流，使课堂之中，文学与人生相通，江湖与现实交织，令人受益良多。
我记得有位同学，请金庸先生在她掌心签名，为了不让字迹消失，一周不洗手。
那是一种带着天真的热烈崇敬。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进入杭州商学院任教。正值人文学院与艺术学院整合发展之际，我亦参与其中，见证了人文艺术学科在新阶段的探索与成长。程大荣、潘水根、杭莹、徐斌等老师，都是与浙大杭大有这样那样的深刻渊源。
2001年，我再次回到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毕业。我的求学时间与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并具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期，有了时间上的重合。
彼时的他，虽不以常规教学为主，但仍会在不同时间回校，与师生进行讲座与交流。其影响更多体现在人文氛围与精神层面，而非具体的教学频率。
从学生时代的仰望，到后来身处同一校园时空之中，这种跨越时间的呼应，使我对“母校”二字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逐渐意识到，所谓武侠，并非刀光剑影，而是一种关于“如何为人”的精神路径——正如我的导师徐岱在研究中所揭示的，“侠士道”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君子之道”。
2011年，我来到美国。那时，我心中始终记挂着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我们之间，说不上相濡以沫，却也难以相忘于江湖。命运曾在法拉盛缅街给予两次偶然重逢，一次在教堂之侧，一次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人海之中，短暂相遇，熟悉与陌生交织，却终究未能留下更多交集。不久之后，她骤然离世，让我在哀伤之余，重新思考人生的轻重与缓急。
也正是在那之后，我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的公益活动之中。在异国他乡，校友会逐渐成为连接彼此的重要纽带——不仅是情感的延续，更是精神的依托。
回望来路，我与浙江大学，从来不是一场顺理成章的相遇。
它不是我最初的选择，却成为我最终的归属。
有些地方，不是在起点就被选中，而是在走过漫长的弯路之后，仍然愿意回来的方向。
有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也有些人与我们共享同一段时代的精神坐标。
而浙江大学，正是这样一种——兜兜转转的爱。
也因此，我更加期待：
校友会，能够成为
兜住五湖四海
校友之爱的温暖港湾，
让每一次远行，都仍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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