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峰
那三个装打印纸的纸盒,总是静静地堆在储藏室的角落。每次搬家,它们总是最后才被提起,却偏偏最难打包。几十年来,它们一直跟着我,从一个住处辗转到另一个住处,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盒子里装的,多数是我自十八岁起收到的别人写给我的信,少部分是我写给他人的信。
前几天,我终于做完了一件拖了很久的事情,那就是整理这些旧信。这已经是第二次整理。十年前那次翻看时,信件几乎都是别人写给我的;而这一次,纸盒里又多了一些信,其中大多是我当年写给父母的,少数是四十年前离开中国前收到、一直留在父母家的来信。父母去世后,我把这些信一并带到了海外的家中。
打开纸盒的那一刻,一股旧纸的气息迎面而来,带着淡淡的墨香。我常把它称作“时间的味道”,虽然这并不科学。信纸和信封大多已泛黄,仿佛沉睡了几十年;而邮票上的颜色与图案依旧鲜明,像在悄悄讲述它们的故事。邮戳有的清晰可辨,记录着寄出的城市和日期;有的却模糊不清,字迹像被岁月轻轻揉皱,却依然透着温度和记忆的痕迹。
这些信件不仅把写信的人带回眼前,也把当年的通信情景重新带回脑海。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等信”的滋味。等待的过程缓慢而细腻,带着些许焦急,却也夹杂着温和的期待。如今的人很难感受到这种心情。给朋友发一条信息,十分钟没有回复,脑海里便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没看到?是不是不方便回?还是干脆不想理我。如果事情紧急,性子急的人甚至会直接打电话确认。那份耐心等待的心绪,如今似乎很少有人再经历。
在纸质书信的年代,通信是一件完整而缓慢的事情。一封信从寄出到送达,要经历许多环节。邮递员把它收走,邮局分拣,再被装上火车、汽车、轮船或飞机,送往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到了目的地,还要再分拣一次,最后由另一名邮递员送到收信人的手中。整个过程少则三四天,多则两周甚至更久。而等待,本身就是通信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独有的节奏。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等信”的滋味,是在一九七八年初,离开北京,到外地上大学的时候。身处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与父母和亲友的联系,全靠一封封缓缓寄出的书信。那时电话尚未普及,写信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寄信、等信,日子就在等待中缓缓流淌。它像吃饭,也像睡觉,平凡而自然,却在这份平凡里,总带着一丝牵挂,也夹杂着一点期待。
我常常在图书馆写信,每隔两周给父母寄一封。开头总是那句熟悉的话:“爸爸妈妈:您们好。最近一切都好吧。我这边也挺好的,不用担心。”接着写下这两周的琐事:上了什么课,食堂的饭菜味道如何,宿舍的同学相处得好不好,天气是冷了还是暖了。外人看来,这些或许都是废话,可写着写着,我仿佛又回到了家,坐在老饭桌旁,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气息,温暖悄悄地环绕在身边。
给朋友们写信,总带着一种轻松随意的节奏。先打几句招呼,然后分享自己的学习点滴,偶尔聊聊对时事的看法,也会八卦一些共同认识的人和事,让整封信多了几分亲切感。
写给她的信,却截然不同。那时她还是女友,后来成了妻子,再后来,我们各自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那些信里,她始终是那个让我落笔前必须深吸一口气的人。每次写信,我总要反复斟酌:写得太热切,怕显得唐突;写得太克制,又担心显得疏远。于是常常一句一句修改,一段一段重写。记得有一封信,我耗费了很长时间,仍觉得不满意,最后干脆把整页信纸撕掉,从头再写。然而,那张被撕下的信纸我并没有丢弃,而是夹在笔记本里,一夹就是几十年。如今再次翻开,纸上的撕裂痕迹依然清晰,像一道小小的伤口。岁月早已让它结了痂,但它仍静静地在那里。
写完信,我不会随手把它投入最近的邮筒,而是特意走到邮局,把信投进门口的邮筒里,自认为这样寄出的速度会更快。那段不长的路,却像一场小小的仪式。把信投入邮筒的瞬间,总会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身边离开,开始踏上它自己的旅程。信里装着问候、旧日的记忆,或者几句只敢写下却不容易说出口的话。
接下来,就是等待。
如果某天收到特别盼望的信,我会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读起来。信里的内容让人安心时,那一天的心情便格外明朗。拿着信往回走,脚步也会变得轻快。若连续几天没有信,心里便隐约空落,会担心信是否寄丢,甚至怀疑自己上一封信是不是写了什么不该写的话。
在所有的书信里,家书总是最多的。父母写来的信很简单,开头总是问候,接着几句叮嘱:“我们身体都好,你别惦记家里。吃饭别太省。夏天记得挂蚊帐。”平淡的字句,却能让远方的孩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读着这些信,仿佛能看到父母坐在桌边,握着笔,一笔一画地写下每一个字。慢慢地,我才明白,家书从来不是为了传递什么重要的信息,它更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两端的人悄悄牵在一起,安静而坚定。
除了家书,留下最多的,是那些来自她们的信。年轻时的感情,总是来来去去:有的停留得久一些,有的只是短暂相逢;有的悄悄藏在暗处,有的毫不掩饰。有的刻骨铭心,有的稍纵即逝。无论结局如何,我几乎都保存了这些信件。它们来自不同的人,也寄自不同的地方。信封上的邮戳记录着许多城市,甚至遥远的国家。岁月流转,有的笔迹依旧清晰,一眼便能认出;有的渐渐陌生,仿佛隔着一层时光。那些信,不只是纸和文字,它们将我年轻时的感情与记忆一点点串联起来。
纸盒里的信,大多仍静静地躺在原来的信封中。邮票有的完整,有的已经被撕掉,那些是我在中国读大学时撕下,送给喜欢集邮的同学。每一枚邮票都独一无二:有的描绘山川风景,有的刻画人物肖像,还有些是节日的纪念花样。有的邮票上盖着清晰的邮戳,像一枚小小的时间印章,将信固在某个瞬间,让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悄然在脑海里浮现。
整理旧书信时,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到了二〇〇〇年前后,纸质信件在生活中迅速减少,几乎消失。那段时间,我和父母的通信开始依赖传真。传真来得很快,却总觉得少了纸张的温度。把写好的信纸放进传真机,看它缓缓卷入,另一端吐出一模一样的字迹,却再也没有拆开信封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期待。曾经的折叠方式先对折,再横折,最后把开口塞进去一角,也慢慢失去了意义,仿佛连那份仪式感都被悄悄带走了。
我与父母用传真联系的日子并不长。不久之后,我们改成打电话。那时,我已经能承担国际长途电话费,可以与父母聊上很久。电话固然好,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也能立刻回应,但挂断的那一刻,一切就散了。而信件不同,它会留下来,字里行间的温度会一直伴着人。
纸质书信早已离开我的日常,可那些旧信仍静静停留在身旁,像时间留下的影子,温柔而恒久。
这一次整理信件时,我心意已定。上一次整理时,我几乎舍不得扔掉任何一封信,而这一次,却完全不同。我先把每封信拍照上传到云端,然后用碎纸机销毁了大部分书信。理由很简单,这些信对别人来说,并无意义。仅留下的一小部分,我小心地收进一个纸盒。原本的三个纸盒,如今只剩下这一只。我合上盒子,轻轻放回储藏室。也许以后不会常常翻看,但只要它们还在,那些人、那些往事,就依然存在,从未真正消失。
至于我用电子邮件、短信以及各种社交软件与亲友联系的情形,那又是另一段通信的故事了。若要细说,或许还得写一篇新的文章。而这一篇,就先停留在纸质书信的年代,停留在那些有人写信,也有人耐心等信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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