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妈妈 (3): 讲台之上

来源: 于 2026-03-05 07:48:56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第一章  别样妈妈

3、讲台之上

1951年的新年刚刚过去，兼任辽西省卫生厅领导的卫校校长王承印到了新民，接爸爸妈妈到锦州就职。到锦后，王承印叔叔就带爸爸妈妈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那里人烟稀少，有很多空房子。王叔叔让爸爸妈妈好好挑选一套房屋，爸爸妈妈没有仔细打量，随意指定了一幢房子，就住了下来，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家。

爸爸妈妈上班以后发现，王承印叔叔一家三代人居住在卫校院里一座简陋而窄小的房子里，和我家的住房差的很远。我小时候常常到卫校院里玩儿，王叔叔家也成了我自由出入的场所。王叔叔一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一直到他被撤职调离。这个第一印象让爸爸对王承印叔叔心生好感，而且一生都没有改变。

爸爸妈妈被调来锦州，是因为辽西省卫生厅要为本省唯一的卫生学校充实教学力量，从所属地区调来了十几名医大、药大的毕业生。新民县属于辽西辖区，共调了三个人，除爸爸妈妈外，还有他们的老朋友李自葵伯伯。爸爸妈妈从临床医生变成了卫校老师，脱下了白大衣，拿起了粉笔盒。

讲台对妈妈不是陌生的地方，她在和爸爸创业之初，就曾在县女中兼课,先后教过数学、英语、生理卫生。崇慈医院的四名护士原本都是初中毕业生，经过爸爸妈妈的授课，她们完成了专业护士学业，在1949年后的工作单位里都成为业务骨干。1949年到1950年，妈妈在县医院工作时，也兼任县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的教师，每天忙得团团转。妈妈涉及的临床科室和教学课程也成了大全：眼科、妇产科、外科、内科。妈妈更喜欢做临床医生。她觉得单纯的教学会使她远离临床。她是在迟疑之中走进学校大门的。

1951年2月，爸爸妈妈刚刚走进卫校大门，校史上称为“二月会议”的“整顿教学思想运动”便开始了，历时半年。每天要听一个接一个的报告、讲话，还要学习、讨论、提高认识，确认中级卫生教育的重要性，教师的光荣任务，学校的发展方向。是车向忱部长的一句话“国家的将来，极大部分取决于教师的品质”打动了妈妈。

妈妈安下心来,把全部精力花在了教学工作上。她最先教授的课程是妇产科，没有教材，要自己编，没有图谱，要自己画。在我刚刚满月，嗷嗷待哺的时候，妈妈没空抱我逗我，每天晚上都伏在桌上写讲义、画图谱，或者和爸爸讨论学校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管我。奶奶生前常常唠叨妈妈的“不懂里外”“没轻没重”，我没有追究妈妈，因为年幼时，奶奶才是我的保护神。

妈妈画的每一张图都有半张写字台大，用红蓝铅笔画，再涂上各色颜料，一个个夜晚就这样紧张繁忙地度过。刚会数数的姐姐，一张一张数着妈妈的画，计算着妈妈什么时候才能放下画笔，和我们玩一会儿。妈妈的“画”终于画完了，一共150张人体图谱。这些图谱她自己上课要用，别的老师也要用，学生们更是视作宝贝。当时，这就是她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教材来源。

妈妈编讲义、画图谱的同时，遍及全国的“三反运动”和”“反细菌战”正在以压倒一切的规模展开。要上课，要加班，要参加运动，妈妈的繁忙、劳累和辛苦无法想象，一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星期日、节假日不能休息。妈妈是学校“教学检查委员会”成员，要听课，观摩教学，还要及时提交总结报告。妈妈也是“五级分研究小组”的成员，负责研究并起草制定评分标准，去其它学校学习，吸取经验，这些工作，都是业余时间做的。

妈妈在给助产班编写的“产护科教材”里，引用了当时一个著名卫生学专家的话“用一个国家的妇婴死亡率来衡量它的强弱”。不久，这个卫生学家受到批判，这句话成了错误言论，妈妈编的教材也受到牵连，这是妈妈到卫校后受到的第一个质疑，幸好被校长王承印有意忽略了，没有酿成大祸。

几个月后，学校要加强基础课教学，妈妈被调到生理教研室，并去沈阳参加中国医大的师资培训班。妈妈进修回来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筹建教学楼研讨设计工作。她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可能，自己完成了生理实验室、实验准备间和实验台等有关教学设备的设计。

妈妈在生理教研室里担当最多的课时。有人不愿上的课，她接过来，有人认为回报收入不平衡而推脱的课，她也接过来。妈妈连年被推选为“模范教员”。她爱上了教师这个工作，也爱她的学生。她不仅和她们讨论医学知识，还和她们讨论生活问题；不仅在学校相聚，也在我家相聚。星期天和节假日，她的学生一群一伙地来我家“玩儿”，下棋、聊天、翻书柜，看相册，然后留下来吃“王老师”做的饭。妈妈亲手给学生们做她的拿手好菜：红烧肉、熘肝尖、熘腰花、靠大虾、糖醋鱼、拔丝地瓜甚至红烧海参，每次都隆重得像过年一样。我们姐弟三人每个休息日都盼着她们来。

妈妈说，那些学生大都来自农村，生活艰难，很需要补充营养。看着她们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听她们和妈妈一边吃饭，一边说着学校、课堂、住宿、食堂、家乡、亲人的种种话题，我觉得妈妈不像老师，更像她们的知心朋友。

每次这些大姐姐要走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拉住她们不放，大姐姐就把我们带到她们的宿舍玩儿。她们住在学校大门对面的平房里，宿舍里是相对的两排大通铺，陈设很简单，每人只有一个行李卷的位置，整个寝室里只有两个小书桌，她们却很满足，很用功。我现在还能记住她们的名字：李月梅、王翠娥、王爱珍、赵梅生、赵杰、李友莲……。

李友莲大姐姐在学习期间，父亲去世了,母亲又得了精神病，家里境况很不好。放假时，她不敢回家，怕回去就不能再出来上学了，因为她知道家里没有能力供她读书了。妈妈承担了她的学费、生活费，请她来我家住了一个寒假。她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参加了家里的所有活动。她每天都会领我去一趟公园。有一个大姐姐天天带着我玩儿，我很满足。妈妈给我们买衣服和礼物也都有她的一份。开学时，她离开我家搬回宿舍去住，我们有些难舍难分。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我家每周必来的客人。

我和姐姐常听大姐姐们背后议论妈妈的课讲的如何好，如何精彩，很好奇。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姐姐逃学，跑到幼儿园接我，带我去了妈妈的学校。我俩在教室开着的门后边站着，听妈妈讲课，趁着妈妈在黑板上写字，往前一点点地挪动。看见妈妈在黑板上三笔两笔地勾出图谱，也看见妈妈讲课时手里什么也没有拿，满脸笑容的讲着，教室里鸦雀无声，姐姐牵着我的手悄悄地溜走了。虽然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可是那画面我记住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住在兴城的时候，在县医院、在沙后所、在红崖子、在碱厂等公社卫生院,我们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妈妈当年的学生，他们无不对当年的学校、老师记忆犹新，充满感情。2004年我去新民，跟吕红姐姐去老干部局打乒乓球时，遇到了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听说王怀清是我妈妈，马上亲热地向我讲述当年她们在县助产护校学习时，妈妈对她们的帮助，点点滴滴，真情流露。我当时也很激动，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她们竟如此牢记不忘。

除了学校的正式教学，妈妈还兼任课余教学的任务。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一次幼儿园放寒假，妈妈也放假了，可是妈妈没在家陪我们玩儿，却每天跑到市里给卫生局的业余大学讲课。一天，我闹着要找妈妈，姐姐便带我坐汽车去了妈妈讲课的地方，我俩被妈妈安排在了教室后边的角落里，老老实实的听妈妈讲了一堂课，我什么也听不懂，但觉得真好玩儿，我看见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课，还不停地在本上写字，下课了也不赶快回家，围在讲台上向妈妈问这问那。

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隔几年，在一次次运动的间歇时期，市里的有关部门都会组织职工在业余时间学外语，每次妈妈都被聘为英语教员。她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吃过晚饭便匆匆赶到市里或者是她的学校去教“夜课”。妈妈喜欢这个业余工作，希望把自己精通的英语教给更多的人。她说，这些当医生、教师的人掌握了外语就可以查阅外文杂志，读外文专业书籍和资料，能扩大视野，了解国际先进的医学成就和水平，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我听不懂妈妈在讲些什么，她每天来去匆匆，特别忙碌，连晚上有限的休息时间和星期日都要被批改作业、备课等事情占去，陪我们玩儿的时间少了，很不开心。

但这样的时间总是持续不太久,就会被又一个“运动”打断。记得有一个叫“拔白旗”的运动，是大讲突出政治、反对白专道路的。学英语肯定不是政治,所以妈妈的英语教学又停了下来。可是妈妈好像没教够，就把姐姐和我还有邻居的小朋友找到一起，准备教我们英语，也是晚上上课。那时我大约二、三年级，姐姐也还在上小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英语，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刚学完了二十六个字母，就坐不住了。姐姐借口去学校写黑板报，而我干脆偷偷溜出去玩儿了。坚持认真学下来的，只有李洪一个人，妈妈很喜欢他，教了他很久，直到他升初中去了实验中学。

十年后，在乡下房东家的土炕上，妈妈又要教我们学日语。那时我已经20岁了，连高中都没读过，还是一个农民，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不知道学日语会有什么用，我还会见到日本人吗？会和他们对话吗？妈妈认真地给我们做字母卡片，贴在汉语字典的后面，可是我只记住了五十一个字母，连什么平假名、片假名还没有搞明白，就再也不学了，妈妈的一片苦心和热情都被我锄到玉米地里去了。

多年后，当我和姐姐无数次回忆往事的时候，追悔莫及。我们为什么那么懒惰，为什么那么不爱学习，为什么那么让妈妈失望。可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管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妈妈从来没有为这些责备过我们，连提都没有提过。因为妈妈认为学外语是她的兴趣，不是我们的兴趣，而学习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她不要求我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