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浑噩无歌的青春时代，在下乡、入厂、学习和工作的若干年里，很多事情被我匆匆越过，很多人们与我擦肩而过。可是，那些令我感动的事，那些善良的人们给予我的关切、帮助并没有消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
李恩荣叔叔
李叔叔原是锦州市计划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因保当权派计委主任白瑞生而挨整，被“走五七”,下放到兴城农村。一年后，他被就地安排了工作，成为我家所在的拣金公社的革委会付主任。
第一次见到李叔叔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1971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傍晚，李叔叔到团山子检查工作，被大队干部安排到社员家吃派饭，可李叔叔没有去，说要到我家看看爸爸妈妈，了解一下“五七大军”成员的生活,大队书记寇连顺就把他带到了我家。李叔叔和爸爸一见如故，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朋友，他和我们一起围坐在饭桌前，津津有味地品尝妈妈端上来的饭菜，谈笑风生。晚饭后，李叔叔和爸爸谈兴愈浓，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势。那一夜,李叔叔住在了我家，和爸爸继续他们谈古论今的“团山夜话”。
我朦胧中听到了李叔叔和爸爸谈当“五七大军”的体验、文革中的经历、四十年代的“革命活动”。李叔叔讲他为地下党管理财务，当过银行行长的往事，爸爸讲他去解放区给八路军治病的过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几乎一宿未睡。
从那天起，李叔叔成了我家的亲人，每次路过团山子必来我家。在爸爸妈妈返城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和姐姐。1972年秋季知青招工回城的消息传来，李叔叔比我们还兴奋。听说团山子大队上报的名单上我和姐姐都进了前三名时，他说:“怎么也能走上一个啊”。
那天公社领导的会议从傍晚开到天亮，内容只有一个：讨论确定全公社知青招工的名额。当我吃过早饭，在宿舍走廊里遇到李叔叔的时候，他毫无一夜未睡的倦意，兴奋地伸出大拇指：“成功了！”我莫名其妙。后来，参加会议的老徐告诉我，在讨论团山子大队的名单时，公社武装部姓闫的部长坚持要把排在一号的姐姐换为二号闫某，理由是姐姐在公社中学教毕业班，她的去留涉及学校教学安排，暂不宜调动，这样，就该轮到二号知青了。
当时公社大院里的人都知道闫部长对李叔叔的成见已不是一日之寒。他不甘心让一个“有问题”的五七大军成员当二把手，排在他的前面，一直在排挤李叔叔，对李叔叔的意见他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加以反对。这跟我和姐姐的具体情况已经没有关系了。李叔叔提出，既然一号不能走，那就妥协一下，二号也先别动，换上三号走吧，这样才公平。按照前三名的比例，也应该让一、三号之中走一人。武装部长坚持不让步，于是进行了很多回合的评议、争论，因为王国栋主任和老徐等人都赞成李叔叔的意见，在一番表决后，我被批准回城了。
我却不领情，觉得李叔叔不值得为一个当工人的指标这么大动干戈，得罪闫某，他以后会找李叔叔的麻烦。可李叔叔却说：“你们姐俩必须先走一个，否则下次招工还是名额有限，不可能一起走。 等到你们两个都回城了， 我也就静心了。”
如李叔叔所愿，在我回城的第二年，姐姐被推荐上大学,同时被推荐的还有另外两个知青,可公社只有一个名额，又是三选一,要由公社党委会讨论决定。那两个知青,一个是新任北京铁路局长(八级高干)的女儿，另一个是县里著名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已把一次背学生过水沟的小事讲得全县皆知。公社党委会讨论之前,北京铁路局派官员乘专车到县里和县领导“沟通”。接着,县领导的电话一连串打到公社。于此同时,县知青办也力推他们选中的“学习毛著楷模”上大学。
决定推荐名额的公社党委会从下午开到深夜,争论激烈,各方互不相让,最后以4:3选票决定推荐姐姐。是党委书记高叔叔的坚定支持帮助李叔叔愿望成真。高叔叔是爸爸当年在辽西省卫生厅的同事、朋友，因为敢于直言，从反右倾运动起一次次被降职降级，从省到市到县再到公社。几个月前，高叔叔被下放到拣金公社当党委书记。和历届来上任的书记不同，高叔叔没带助理，没坐专车，一个人提着行李和两大箱书乘共交车来到公社。他和李叔叔一拍即合，也和姐姐成了书友。姐姐说:“幸好高叔叔周围的人都不读书，不知道他的书箱里装了那么多禁书, 要不然就不是下放这么简单了。”
李叔叔如愿以偿，送走了我和姐姐,可是他自己的女儿静珍却在农村呆了整整八年。八年啊！和抗日战争一样长。而那正是大大小小的农村干部们利用权力把子女以各种方式送往城里的时候。
回城后，爸爸妈妈和李叔叔依然亲密往来，成了终生朋友。可是我见到李叔叔的机会却很少了，忙工作，忙家务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成了单亲妈妈后，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了特意去看我的李叔叔，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看着李叔叔慈祥关切的面容，想起当初他坚定站在爸爸妈妈一边，反对我的婚事，更感到他是和爸爸妈妈一样关心疼爱我的亲人、长辈。
后来，李叔叔到古塔区政府当了区长，他的办公室离我工作的市防疫站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我们常常在上班、下班的时候在路上相遇。一天早上，我走进防疫站，看见李叔叔正站在收发室前等我。他说，想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是他单位的同事，人品很好，想先和我见个面。李叔叔约我星期六下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见我犹豫着没有回答，李叔叔一再说：不用顾虑，先见见面再说。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没有赴约，因为我没有过这样的约见经历，也难以接受这样的“介绍”方式，可我又不知怎么跟李叔叔解释我的心态，就在纠结的情况下拖过了那个日期。事后我心里不安，觉得李叔叔一定会很生气，责怪我不懂事。可是当我再见到李叔叔的时候，他那一如既往的态度和笑脸，竟像根本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他从没有提起我的违约，也没有对爸爸妈妈说过这件事。
于兴之院长
在铁合金厂，我到职工医院报到时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于院长，他高高瘦瘦，穿着打扮很像普通工人。他的嘴是歪着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患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
两个月后，我和两个同事被送到护训队学习。听一些老同事说以前她们也在205医院培训或实习过，便觉得这可能是医院惯例吧。身居军营时我才知道，这是沈阳军区后勤部所属的护士学校，简称“沈三护校”。在草绿色复盖的军营里，却有我们四个不穿军装的学员，怎么回事？
熟悉了护校的环境以后，我从护训队指导员口里得知，于院长是军医出身，转业后到了铁合金厂医院。文革中学校停办，护校毕业生稀缺，基本不分配到工厂医院，而我们作为知青又失去了入学时机。于院长为了解决医院的实际问题，也为了帮我们寻找机会，专门找他转业前的部队领导，又请示军区后勤部做了“特批”，走了“后门”，我们才能进入这里学习的。了解了这些内情，我改变了漫不经心的学习态度，开始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远远谈不上勤奋和刻苦，但已是我一生中最认真学习的阶段了。
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六，医院团支部书记大吴专程从厂里来找我，我以为她是代表医院领导来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却把我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大学又要招工农兵学生了，给我们厂的名额已下达，大部分是钢铁学院之类，目标指向明确，适合车间人员对口选择。其中有一个名额是辽一师中文系，于院长认为我爱好文学，应该抓住这个学习机会，他已为我报上了名，还领取了入学申请表。大吴就是专程来给我送申请表的。我很吃惊：于院长已经费了这么大劲让我来这里学习，又操心再让我去学习，医院不是得不偿失了吗？大吴说，于院长认为我有这个爱好不应埋没，而且机会难得，所以一再嘱咐大吴，让我把表填好就交给她马上带回去。可我却犹豫起来：上大学，要再学三年，我的男友已经等了我三年，如果再等三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况且，他还没有上大学，如果我去读大学，他心里一定不舒服。那一刻，我想的完全不是我喜欢不喜欢读大学学中文，而全都是与此无关的问题。我果断地对大吴说：我不填申请表了，再读三年书，时间太长了，还是不去了吧。我就这样拒绝了于院长的一片好意和真心帮助，并且连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对大吴说，就送走了她。
这件事，我多年以后想起来都难以理解。上大学，尽管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尽管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也是那时候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运啊，可是我却轻易放弃了它。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姐姐提起，没有跟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说，让这个关系重大的机会悄然滑过。我是不是有病啊。
于院长却没有怪我，并且还是尽力帮助我。当我们学习结束，被安排在二○五医院实习的时候，于院长联系医院给我延长一个月的实习时间，让我再去手术室实习，准备回厂后兼做手术室护士。我刚到手术室两天，就赶上了一台为乳腺癌患者切除乳房的手术。当医生的手术刀切割患者胸大肌时，看到鲜血和刀口处的模糊血肉，我的心狂跳不止，随即变为绞痛，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医生诊断是过敏型虚脱，我的体质不适合在手术室工作。这一事件后，我停止了手术室实习。
毕业后回到医院，因为每天三班倒的作息，我又复发了在农村时患的失眠症，几乎每个下夜班的白天都无法入睡，时间长了又引起头痛，并且日益严重，弄得我寝食不安，十分痛苦。于院长从杨护士长那里听说了我的症状，让我跟他去中医诊室，找了王祥智大夫给我做针灸治疗。王大夫是文革前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的中医师，他把我当作典型病人，用针灸和理疗相结合，几个疗程竟治好了我多年顽固的失眠症。
我的身体也真奇怪，在农村四年生活，环境艰苦，劳动辛苦，却没发生过头晕昏迷的事情，到医院工作后，竟接二连三的眩晕甚至值班时摔倒在病房，以至于被安排住院抢救。于院长亲自给我检查，诊断为低血糖，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安排我值夜班，只上白班，直至身体逐渐恢复过来。
职工医院是全厂的先进单位，每次对上面号召的学习批判活动都一马当先，医院的书记是医学外行，又是闲不住的人，经常要求全院人员早晚加班开会，搞新名堂。于院长虽然也要参加，但几乎从不发言，有一次他对我说：小吕你别再住宿了，坐火车跑通勤吧。我说，可是晚上医院的会我不参加行吗？于院长肯定的对我说：你就不参加了，我批准的，不能总在宿舍住啊。我听从于院长的建议，开始跑通勤，也从此不参加医院晚上的学习与批判了。
由于跑通勤，我也不能在晚上和业余时间参加厂里理论队伍的学习活动了。我终于有理由离开这个早已让我心生厌倦，不想应付的“理论队伍”了。我向厂宣传科提出退出要求，一时惊动了很多人。有的同事说我：“咱厂的理论队伍多重要，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你却要退出来，太不懂事了。”宣传科的人说，退出理论队伍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没有先例。有好心人劝我:“厂里最近几年提拔的干部都是理论学习的积极分子，是搞宣传的人，你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为什么不抓住？”
我不明白，我是一个护士，对于业余学习，有兴趣就参加，没兴趣就不参加，怎么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只有于院长对我说：“退就退了吧，每天跑通勤起早贪黑，确实不适合参加这些活动了。”于院长亲自去了厂宣传科替我交上申请，我成为全厂唯一一个退出厂理论队伍的人。
那时，我的儿子四个月了，体重十三、四斤，我每天抱着他跑通勤。早上六点出发，到厂后先把他送到堂姐吕淑云家里，由她的婆婆帮助照料一整天，晚上抱着儿子回到家里已是七点多钟，再做饭、做家务、喂儿子，忙碌得有些吃不消了。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调离铁合金厂，回到市里上班。可是我有诸多顾虑：医院送我学习了两年，才回来工作两年多就要调走，于情于理于心不忍，我更不想辜负于院长的关心、帮助,很想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护士。
当时医院的原则是不轻易放人，但于院长想出了办法：可以找一个对换对象和我互换工作，这样医院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和损失，我也可以安心调回市里了。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对换者呢？谁会愿意从市内调到市郊工作呢？于院长亲自去卫生局申请分配一名卫校毕业生，最好家住在外地。恰好了解到有一名家住抚顺的男知青正待分配，知道了于院长的要求后表示：反正我的家也不在这里，到哪个单位工作都要住宿吃食堂，如果分到没有宿舍食堂的单位还麻烦。听说铁合金的食宿条件比较好，就去那里算了。
这样，我的工作调动以对换方式实现了。是于院长的努力和抚顺青年的帮助和付出。我迫不及待地回了城，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说过。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虽然我从没去看望过他们，但我没有忘记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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