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11): 护士生涯

第三章  青春无歌

 

11、护士生涯

 

护校学习结束回到铁合金医院的第二天，在接受护士长杨媛晶的理论和操作考核后，我被分配到病房，开始值班了。病房的值班时间和各车间一致，三班倒，白班上午8点到下午4点，晚班下午4点到夜里12点，夜班是夜里12点到早上8点。

杨护士长是四川人，毕业于成都卫校，技术过硬，注重对新老护士的医学理论、医疗常识和护理基本功训练。我到病房不久，杨护士长就让我在每天的班前会上为值班护士们讲我刚刚学完的护理课。医院的老护士都是文革前毕业的专业人员，只有我们这批知青出身的新护士基础较差,受的教育和培训也参差不齐。我担心自己没资格给老同志上课。可护士长说，医学领域的知识和其它知识一样，在不断发展，要不断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欣然接受了讲课的任务，认真准备每天早会的专题:从消毒程序三步骤，肌肉注射两快一慢，病房门诊三查七对到术后病人、急诊病人护理事项，护理器械使用保管及各科重症病人护理要点。

小时候跟妈妈看过一个名为《护士日记》的电影。我喜欢王丹凤扮演的女护士，喜欢哼唱电影的主题曲:“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妈妈说《护士日记》是根据艾明之小说《浮沉》改编的,还给我们借来了这本书。一个年轻女护士简素华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我成为一名工厂医院护士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发自内心地喜欢上这个工作，也不觉得这就是我的理想职业，可我常常会想起简素华来，希望也能像她那样，把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中。在每一个上晚班、下夜班的白天，我就蜷缩在宿舍的床上，在自己的腿上、手臂上做试验，寻找粗粗细细的血管，苦练输液的基本功，目标是“一针见血”。

在医院住院的病号除了急症、工伤、手术患者外,多数是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患者。一次，医院收了一个当时不常见的重度脑溢血患者，是厂区附近的农民，被院长亲自安排在单间病房，并设了特护。我被编入两个人的特护班，全天24小时分两班，值班时我一个人负责患者的吸氧、鼻饲、导尿、吸痰、肌注和输液等全部护理,还要应付临时出现的意外症状。这是我护校毕业后第一次参加特护。我寸步不离地守候在病床前，小心谨慎地做着每一项护理工作。经过近一个月的救治，患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了。

从那之后，医院里特护病人的所有值班，都有我参加。记忆深刻的是一个柴姓老职工的家属住院时已是肺病晚期，各器官都已衰竭，生命垂危。她临终前那个夜里，我和家属们一样，为病人的痛苦挣扎一直默默垂泪。在竭尽全力的抢救终于无效时，她的子女们只顾捶胸顿足地放声大哭，没有及时给亡者更换衣裤，待反应过来时,尸体已冷却僵硬，难以更衣了。家属子女们面对现状，又惊又恐地避开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难的程序，不仅给老人更衣，还细致地整理了她的仪容，让老人得以安息。当时，我没有觉得自己只是个护士，这是份外之事。而感到自己就是老人的亲人，做得特别自然、心安。

从那以后，每次我值班遇到垂危病人，与家属们同悲同泣成了习惯，这似乎成了我的职业病。一次，一个和我同期入厂的知青因工伤事故身亡了，直接被送到了距离医院100米远的太平间。在处理遗体的时候，因血肉模糊无人敢靠近，我主动上前清洗了血污，整理仪容，待一切都做好时,我已是满头大汗,涕泪交加了。从此，我在同事们眼里成了一个“胆大”的人，只要去太平房转送、处理遗体这样的事情，都会有人找到我，我也责无旁贷地将这些额外差事视为已任了。我真心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喜欢“白衣天使”的称呼。

为了配合工厂车间在炎热夏季“战高温，夺高产”的需要，每年的七、八两个月里医院派出医生、护士各一名到冶炼车间巡诊，我每次都被派遣此任。

每天早上，我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背着药箱，和浩浩荡荡的人群一起走进工厂大门，进入各个车间执行我的使命。我对工人师傅们察言观色，为感觉不佳、稍有异样的师傅们测血压、量脉搏、试体温,也为他们送上止痛、消炎药和抗菌素等常用药。我也偶尔为他们做穴位按摩之类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四车间是我常去的车间之一，这个车间生产金红石，工人劳动强度很大。在高温冶炼炉旁，挥汗如雨的工人师傅不停地用大铁锨铲起原料送入炉膛。我观察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体质偏瘦，脸色发黄，他们劳动时间唯一补充的养分是厂里提供的降温汽水，可以全天饮用。

我没有像其他护士那样分发完药就离开车间，而是每天都呆在车间冶炼炉旁看着工人劳动，守在他们身边。时间长了，四车间的工人师傅送给我一个称呼“小大夫”。这个称呼迅速扩散到我到过的每个车间，每天不管我去到厂区内哪个地方，都会有“小大夫来了”的热情招呼，让我置身于真诚、质朴的工人师傅们的信任和关爱之中。离开工厂二十几年后，一天，我在锦华街行走，突然一声“小大夫”的呼唤在我耳畔响起，我转头望去，看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笑呵呵地向我打着招呼，我认出来了，是当年四车间的小韩师傅。

工厂医院的工作和地方的大医院相比并不繁忙，可在一切“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常常要加班加点，休息日也总是被开大会占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期，医院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口号落实到了我们的日程上。每逢星期日，只要不值班，每个人都要去车间参加一整天劳动。我们干的活都是在车间外面搬运原材料、产品，最轻松的活是折叠包装袋。有时我觉得我们干的活可有可无，可是厂里一声令下,我们的义务劳动就得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连续参加义务劳动和值班，我几乎两个月都没有回家，刚刚赶上一个星期天没有活动,我高兴地准备回家时，接到厂工会的通知：去市里参加在运动场召开的对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休息日又被占用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常态。晚上的业余时间也被占得满满的，团支部常开会，学毛选，学理论，大批判，“做好事”。医院要学习小靳庄，到家属住宅区搞宣传，帮助居民建设“向阳大院”。

我自觉做过的一件事是和同宿舍的护士班同事王志奎、王桂珍一起，在下夜班后和晚上医院没有安排活动的难得时间里，到病房为住院的工人师傅、家属们洗衣、洗被，还把暂时没住病号的病床床垫、毯子都洗净晒干，把病房打扫干净。我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没有向任何人汇报、讲述，而且心满意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个人行为，自主选择。没有被任何组织安排和领导。

在全国评水浒批宋江的高潮时期，医院的书记(厂党委书记的夫人)要求我们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到会议室学习最高指示，批判水浒。可多数医护人员没有读过水浒，发言时，除了说些空话大话就没有内容了。书记不知从哪里借到一本《水浒传》交给我,让我每晚看一段，第二天早上给大家讲，再进行批判。还特意安排我两周内专值白班。我每天象说书一样，把内容从头到尾细细道来，几天下来成了习惯。好像不是在批判什么，倒是在一起欣赏一部文学作品了。直到现在我都没听说过有这样搞大批判的，完全是我们书记的独创。

我们这个工厂职工医院要涉及的范围遍布各个领域：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上挂下联，最后联系到了院内职工，每周一、三、五院里都要召开全体职工参加的批判会，时间是晚7点到9点。和我一起来医院的小吴因为在没有得到生育指标时怀孕了，受到大会批判，做了口头检讨，又写书面检讨。和我一起在护校学习的小郝因未婚先孕也被大会批判，发言者个个上纲上线，仿佛她犯了弥天大罪。

更为严厉的制裁和批判是针对一个近四十岁的老护士张桂兰怀了第三胎的“严重罪行”。她意外怀孕又因病（什么病忘记了）拒做人工流产。对她的批判从她怀孕三个月开始，直到她生下孩子都没有停止，批判口径也逐渐升高。在她已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积极分子”们竟然写出了很多张大字报，从大厅内直贴到二楼走廊，措辞夸张到“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反革命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联想能力。我被大字报上的字眼搞懵了，实在不明白她和林彪有什么关系。与此同时，全院的批判会也一直没有停止，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批判，她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就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无处躲藏的时候，张桂兰住进锦州市内的医院，生下了孩子，婴儿体重10斤2两。消息传来，全院职工大为惊诧：竟有如此“没心没肺”的女人。

几个月后，我下夜班时在家里出乎意料地接待了一个特殊客人,她是张桂兰。她告诉我，她要和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丈夫李冬生一起离开锦州，调到河南开封去了，因为她已无法在铁合金呆下去了。她特意从厂里跑到市里来看我，因为她注意到在她被批斗的漫长时间里，我是全院唯一一个没有发言批判过她的人。她说她很感动，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她要和我交朋友，永远交往下去。这使我大为惊讶。在整个“批张”过程中我一直一言未发，是因为我认为：第一，她是一个孕妇，需要休息和保养，而不是每天被批判到深夜。第二，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身体不受更大的损害，你可以说她自私，说她怕死，但跟国家的繁荣富强，跟资本主义复辟没有什么联系。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跟任何人交流过，也没有站出来为她说话，保护过她。可是张桂兰不这样看。她说，在人人同声敌忾的气氛中，能采取我这种态度实属不易，虽然书记认为我是不靠近组织的人，她却认准了我的为人。临走时张桂兰送给了我两件礼物：一条毛绒长围巾和一盒高档茶叶（什么名字忘记了），还说到了河南就给我写信。不久，我就连续收到了她的两封来信，但是我当时每天抱着孩子跑通勤、忙家务，已经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其他了，跟她失去了联系。今天想起来，有些遗憾。这件事让我知道了：当一个人遭到众声谴责、四面楚歌的时候，一丝朦胧的光亮，一个不随声附和的态度，都会让她由衷感念，记挂一生。

1976年春天，我因有孕在身，不适合在病房值班，被调去门诊值班。我沿续着已经形成的习惯，不管患者是领导、是工人，是家属、是老人、是儿童，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病人，是需要认真、耐心、负责、体贴和照顾的人。我的每一项操作，无论是肌注、输液、缝合，都马虎不得。

在门诊值班，有时要为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患者上门服务，使我有幸结识了一些经历不同的病人和家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某车间马骋师傅，他的家庭很特殊,妻子是苏联人，弟弟是某海军舰队领导，他在文革中因为“反动”受到批判。他每次都对医院提出要求：让吕旭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因发烧来医院打针,每次一走进医院大门,就要在走廊里大声说：要吕旭给我打针。

1976年，我离开了铁合金厂，离开了职工医院，也从此告别了我的护士生涯，它只有短短的两年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