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十七）
进入三中后我才开始接触奥数，在这点上普通中学和省重点中学之间的差距就很明显了。我得从最基础的开始，比如奇奇得偶 （两个奇数相加减得偶数），虽然以前没有接触，但稍微想一想推算一下就会明白，所以后来我们高一参加那年高三的省奥数选拔赛（这样的机会普通中学是不可能有的），我们中有四个还是五个得了三等奖，我是其中的一个。一个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中国第一个奥数金牌得主（他不是我们班的），一个应该是高一下学期就参加了高考去了科技大学少年班（他是我们班的），一个是后来在提高班里能和奥数金主并驾齐驱的 双雄之一（他也不在我们班，后来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
随着奥数学习的深入，智商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对数学的领悟能力的差异就很明显了。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在选拔赛的试卷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高一的时候还是有填空题、小题、大题之分的，到高三就只有三个推演题了。提高班里除了那两个天才，在奥数这条赛道上我们二十几个都是陪跑，但陪跑对陪跑者本身也是受益的，至少扩宽了自己的思路。有幸见识过天才，才能更准确地认识自己。
但天才取得的成绩，也不是轻松得来的。我想班主任和他自己最清楚他们那三年为之付出了多少，排第二的应该是他们的家人，排第三的就应该是门房老头和我了。我不喜欢呆在宿舍里，只能去教室。每天晚上能看到他们进校和离校的身影，风雨无阻。那个时候班主任因为带出了三中第一个奥数奖牌已经很有名气了，我时常感叹的却是师娘的更多不易。我不相信真有人会爱上单调重复的家务。现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更觉如此。老师他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吃三餐和睡个觉，其他时间都在学校里，要是外子也是这样，估计早被我踢出了家门。
他们都说，班主任年轻时的遭遇，就是父亲的翻版，只不过晚了近十年 。父亲虽然被取消了去德国留学的资格，但他好歹是有个文凭可以傍身的，在那个老旧的厂里，凭着技术和他不争的性格，日子过得虽不太如意但还算安稳。班主任就不同了，他高中毕业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心里留下的那个空洞比父亲的那个更难填上。另一方面他还要为安身立命寻找出路，就我听说的从小学代课体育老师，到代课数学老师，再到三中，每一步个中的艰难，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懂。在我眼里，他在三中的日子没有父亲在厂里的日子安逸。父亲在厂里也没有他在三中那样可以深掘才能的空间。
那时三中并不是只有数学提高班的，我们一进校，数理化三个提高班名单很快就定下来了，基本上都是我们同一群人，一周三个下午，放学后上不同的提高班。后来化学提高班应该是没有继续了，什么原因不记得了。到了高二，天才慢慢显现，每个老师当然都是希望把天才收到麾下的，但天才毕竟是有限的，天才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最后花落谁家，总是会伤到一些人的。后来物理老师的提高班人数逐渐减少，我猜骄傲如他，是不大可能会像班主任那样，去一一家访，面对面和学生以及家长沟通的。如今的我以小人之心猜测，当年物理老师对我们那样的态度和后来高三换老师，是不是也和这些有点关系呢？
我们那时，全年级只有我们班，周六放学后要做一套数学卷子，到高三，全年级周日上午补课，也只有我们班，周日下午也是要到校自习的，每个月只有一个半天休息，让男孩子有时间去理发。看得出来，很多老师对他这个做法是不怎么看得上眼的。我们这群半大不小的也是嘟嘟囔囔的。
三中没有快班，每个班主任都有一定的咖位，据说每次新生入校，大体是用抓阄的方式分班。各个分数段的学生罗列出来，平均到各班，班主任抓阄，抓到谁就是谁。但我们班不断有新同学加入，到高三的时候，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多放一张课桌都没有可能了。直到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原来班上好些同学的来头真大，再想想每周以列为单位轮换座位的事，大抵不会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那么简单。所谓众口难调，一人难称百人心，这样轮流起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坐在正中间，各方家长都会比较满意吧。
永远记得他带我们去热电电影院看连场电影的场景，有群青春热血骚动的家伙谈起了恋爱，偷偷私下换票要坐在一起，也许那晚他就是在暗中观察，然后每晚下晚自习后打着手电筒在学校花园里找他们，周日下午还要跑到学校后面的江堤上找，再笑眯眯地一路“护送”他们回来，看着他们回到教室座位上。据说都是悄悄地将他们解散的，没有人有情绪，具体方法不得而知。
数学提高班的另一个老师也姓钱，是我们年级数学组的组长，年级要大一点，圆圆胖胖的，也总是笑眯眯的，憨态可掬，我们私底下称他们是双钱组合，老钱上线，就意味着我们要做一套题，做完了就可以离开。
寒暑假因为上提高班，是可以不做假期作业的。自从上学以来，我只在一年级认真完成了假期作业。之后都是在作业册的前面，中间和后面写几页，糊弄过去就完事了。相信那么多年也没有一个老师认真检查过，要不然早穿帮了。很奇怪的，一到放假就完全没有了做作业的意愿，但一到开学，仿佛被上了发条一样，重新开始运转。
参加工作后有一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一帮子人一时兴起。呼泱泱就跑回了三中要去堵他，果然不出所料，他就在学校，给我们打开了原来教室的门，让我们各自找各自原来的座位，说他在怕我们聊天拘谨，就离开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再后来听说他离开了三中，并不觉得有多意外。先是去了硚口，后来去了深圳，我想去深圳应该比呆在武汉好。网上同学们曾闹着组团去深圳看他，后来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去了，组团的事没了后续。再后来，就是他离世的消息，肺癌，心里唏嘘万千。算一算，那年父亲也离开了近十年，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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