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琪的北美故事 ( 十 )法拉盛生活点滴 ( 一)
八十年代末的法拉盛,已经是一个相当多元的移民社区。亚裔人口中,除了来自韩国和印度的移民之外,华人移民则以香港和台湾地区移民居多。他们在这里逐渐建立起一个相对成熟而稳定的华人社会,使日常生活变得格外便利。无论是购买中国食品和日用品,还是在文化与社交层面,台湾移民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文学校、社区组织,以及遍布街区的商店和服务行业,都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最让麦琪印象深刻的,是那年暑假她想送孩子学中文的一段经历。她原本希望儿子能够系统地学习普通话、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却很快发现,几乎找不到教授这些内容的中文学校。最终,她只好把儿子送进了一所由台湾华人创办的中文学校。几个星期下来,孩子学得越来越吃力:麦琪和丈夫都不懂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儿子自己也觉得繁体字书写困难,渐渐失去了兴趣,最后只得中途放弃。
中文学习虽然没有坚持下来,但正是通过这所中文学校,麦琪结识了一位后来对她人生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校长钱女士。钱女士来自台湾,八十年代末已在皇后区图书馆系统工作多年,是埃尔姆斯特图书馆的负责人之一。她们的相识完全出于偶然。那天麦琪只是为儿子报名、缴费,钱女士帮她办完手续后,得知她来法拉盛时间不长,便很自然地与她聊了起来。
闲谈之中,钱女士向麦琪介绍了当时皇后区的一些情况,也谈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她说自己已经在图书馆系统工作多年,而麦琪原本学的是英文,其实可以考虑往图书馆方向继续深造。“并不算太难,”她说,“三十六个学分就可以完成,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她还详细提到,纽约市有好几所大学设有这个专业,但公立学校中,只有纽约市的皇后学院开设相关课程,学费相对便宜。
钱女士又补充说,许多从台湾来的移民,原本读的都是文科,后来也转而攻读图书馆学。即便英文口语不是特别流利,也可以从事编录等后台工作,工作机会并不少。听到这里,麦琪不由得想起自己在格林斯堡打工时认识的李老板——他也曾告诉过她,自己刚到美国时,因为在台湾学的是文科,后来在美国读了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钱女士的这一番话,为麦琪打开了一条此前并不熟悉、却似乎切实可行的新道路,也让她第一次认真思考起继续深造的可能性。
那段时间,麦琪一家在法拉盛租住的房子,也是一对台湾医生的产业。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双家庭小公寓,位于法拉盛相对热闹的地段。生活十分便利,但停车却成了大问题,车子常常被贴罚单。后来,麦琪和丈夫商量后,索性决定暂时不开车,改乘地铁出行,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法拉盛中心商店密集,当时有一家名叫亚历山大(Alexander)的百货公司,后来又开了斯登(Stern)。图书馆、邮局都在步行范围之内,大大小小的中国超市也随处可见,即便家里没有车,日常生活也并未感到不便。
住在那套公寓的日子里,麦琪一家还多次接待了从中国来美国出差,或途经纽约转机的亲朋好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麦琪的父亲来美参加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到他们家住了几天。有一天,麦琪下班回到家,父亲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在法拉盛散步时迷路的经历。他说自己在街上向几个人问路,却发现既无法用英文交流,也无法用中文沟通。正当一筹莫展之际,遇到了一位六七十岁的韩国男子,没想到对方会说日语。父亲通日语,便用日语与他交流,这才顺利找回了家。父亲为此格外高兴。这个小插曲,让法拉盛多语言、多文化交错的现实,变得生动而具体。
法拉盛的图书馆当时又旧又小。麦琪几乎每周都会带着儿子去借书、还书,而无论什么时候去,总要排上长队。第一次借书时,前台工作人员的态度让她愣了一下。当她把十几本儿童书放在柜台上,递上图书卡时,对方却语气生硬地说:“把每本书翻到最后一页,我要敲章。”书本需要扫描录入系统,工作人员还要在书后插入一张标明还书日期的印章。那声音里没有解释,也没有多余的情绪,仿佛一句早已重复过无数次的指令。
以往的经验,无论是在北卡,还是在纽约上州,麦琪的印象中,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笑脸相迎,耐心地处理每一本书,回答每一个问题。那一次,她没有辩解,只是依言把书一本本翻好。看着排队的人群,她忽然生出一种迟来的理解。日复一日地面对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书、同样的问题,也许早已耗尽了耐心。对方的冷淡,并未针对任何一个人,更像是这个系统在高负荷运转下留下的痕迹。而借书者的配合,不过是让这台机器转得稍快一些。
邮局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几乎每次前去,都要排队等上十几分钟。人多、事杂、节奏缓慢,仿佛成了法拉盛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这个移民社区最真实、最日常的底色。
2026年2月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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