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8): 公社见闻

第三章  青春无歌

 

8、公社见闻

 

我和姐姐到团山子后，没有再参加过公社召开的知青会议，甚至都不知道还开不开这样的会议，我们真正成了跟社员们一样劳动、生活的农民。

1971年7月1日傍晚，我们听着广播喇叭里播出的纪念文章和社论，激动起来，想写一篇文章抒发情怀。姐姐放下饭碗，就趴在写字台上草书了一篇大发感慨的文章，从南湖航船到井岗烽火，从雪山草地到遵义会议，从延安礼堂到天安门广场，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连抄写一遍都没有，就落上了我俩的名字，投到了县广播站。这篇稿件被县广播站连播了两三天，念了若干遍。不久，公社的宣传干事高国礼到团山子大队了解姐姐和我的情况。

一个月后，高国礼来到团山子通知我：公社领导经过研究，调我去公社任专职报导员，吃、住在公社大院，每月领取30元补助。我不想离开家，更不想生活在一个周围全是领导和上级的环境里。可是妈妈说，这里只是一个生产小队，接触的人和事很有限，公社的天地总会大一些，会见识更多的人和事，了解更大范围的社会状况。我觉得妈妈的话有道理，接受了这个陌生而一无所知的工作。

公社大院的南北两边各有一排平房，住在这里的有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领导们工作的办公室、会议室都在南排房里。住宿的女性只有四个人，其中广播员、话务员都住在自己的工作间里，也在南排房，我和副主任老孟住在北排房的同一房间。

我入住到公社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天夜里，大院里的人都熄灯入睡了，突然从南排房的方向传来呐喊：“快把灯打开，快起来看流氓的丑恶表演！”一瞬间，两排房间的灯都亮了起来，人们纷纷涌到了南排房窄小的走廊里，挤着向其中关闭的一个房间张望。公社委员老徐带着几个人冲进去，把被堵在屋里的副主任老杜和老孟押了出来，他们两个衣裳还没有穿好，是从床上抓起来的。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一夜是我一个人住在房间里的。老徐指挥人们把抓到的两个人带到会议室里，开起了批判会，一些人连喊带叫，煞是厉害，两个人低着头不吱一声。

我吓得偷偷溜出房间，回到住处关好门继续睡觉,可是外面的嘈杂声很大，根本睡不着。那一夜，整个大院一直灯火通明。第二天，全院的人都在议论着这个“大事件”,我才明白，这里的人们早就形成两个对立的派系，一直在斗，这次带头抓人的老徐和被抓的杜书记分别是两个派别的头头。至于他俩的矛盾起源和利益焦点，我已不记得了，但那一夜发生的闹剧却让我大开眼界，见识了“内部斗争”的丑态。那个事件发生后，我逐渐分清了不同派系的成员，知道了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我想不明白，他们在如此认真地较量争夺，把精力心血都用在这种明争暗斗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到公社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广播员一起从食堂出来时，看见管后勤的老闫和几个干部围坐在南排房的大门口聊天，似乎在讨论什么问题，每个人都在帮他出主意，他抬头招呼我们过去听听。原来是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几天之后要来公社检查工作，他们正在研究接待县领导的宴请规格。一个人说，最起码要十二个菜以上，另外几个人说“十四个”，“十六个”，“十八个”。我不明白，县领导不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吗？下来检查工作，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戈？我们公社是兴城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民每日三餐能吃上高粱米饭、白菜萝卜，已算是很好的生活了，很多时候仅仅是咸菜加生菜蘸酱而已，要做十几个菜得需要多少材料啊！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谈接待宴请，我感到很压抑。

两天后的晚上，又听见老闫讲他已专程到县领导刚刚去过的红崖子公社取经，了解到人家做了二十四个菜招待县领导。他参照红崖子公社的详细菜单，已订好了我们公社的招待食谱，共二十六个菜。他的原则是招待规格一定要超过县领导前面经过的所有公社。第二天我回到公社时，县领导已经来过了，老闫还坐在大门口，陶醉在招待县领导盛宴后的兴奋中：不仅数量超过红崖子，质量也更胜一筹。几天后传来碱厂公社招待县领导的消息：二十八个菜。老闫说：“他们在我们之后，怎么都是要超过我们的。”这一场三个公社的比拼，除了招待领导的菜从24个到26个又到28个，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我不理解：县领导们为什么不制止这样无聊的竞争呢？

我不愿在公社大院里多作停留，每天吃过早饭就走，晚饭时才回来。我打着公社报导员的旗号，去找每一个大队的报导员聊天，了解新闻，分析大队生产形势，拟出报导题目，鼓励他们写出自己有兴趣的稿件。我和几个志趣相同的人逐渐成了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谈时事，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我回城后，还和他们之中的两三个人通信联系，其中通信时间最长的是三台子大队报导员任玉霞，但最终我们还是失联了，想起来令人遗憾。

当报导员的一年里，我参加了两次由县革委会宣传报导组组织的培训班，每次两周。县里的主办者很负责任，不仅给我们讲报导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讲具体的技巧运用，并指派典型现身说法。这样的培训很有实效，使多数人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审时度势的套路和领会领导意图的捷径，成为了各级媒体中的活跃人物。我也搞清了自己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因为我对培训不仅没有兴趣，还对套路和捷径很反感。

那个年月正是农村学大寨的高潮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领导不断有别出心裁的新指示、新要求，忽而要修梯田，忽而要挖方塘，而且上面的指标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详细，甚至明确到哪一个农作物可以种，不可以种，哪一个生产队只能种什么，不许种什么的地步。某个阶段，只要提出一个新口号，便必须一律照办，毫不例外。一个“以粮为纲”，所有的农田便不可以种瓜种豆；一个“不许种三辣”，葱姜蒜便会在庄稼地消失；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便不能养鸡养鸭养鹅或把自留地里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去卖。农民们不许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甚至喊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莫名其妙的口号。

一次我在广播喇叭里听到三道沟公社一个大队报导员写的稿件，是讲一个大妈养的鸡踩坏了生产队庄稼苗的“事件”。大妈被斥为“刘少奇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破坏集体经济的跳梁小丑”、“反对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黑手”等等，令人不可理喻。这样的稿件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出。

一段时间里，各个大队无一例外地掀起了修方塘的热潮，不仅白天大干，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我每天奔波在各个大队的工地上，采访社员劳动中的典型事例。一次我采访拣金大队劳动现场的报导稿在县广播站播出后，在县广播站任职的我校高三年级学长刘乙非大哥特意到拣金公社找我，给我讲了半天课：如何写好报导，提高“层次”，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如何跟上领导的宣传口径。我知道，他是来帮助我的，可我很难接受他的宝贵经验。虽然我没有专业系统的学习过新闻学，却知道一个浅显而简单的道理：真实，是报导的基础和灵魂。在我担任报导员的一年里，只投给市报社两篇稿件，虽然写的不痛不痒，也被采用了。送到县广播站的稿件很多，虽全被播出，但我知道有些是不符合刘乙非大哥要求的。

1972年10月，我被招工回城了。向公社大院里的人们告别后，我坐上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公社主任老徐追了上来，在车窗口大声对我说：“你就这样走了吗？你还没有加入组织，你就甘心这样走了吗？”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回家。”老徐脸上满是遗憾惋惜，甚至失望。我却没有留恋，没有不舍，也没有高兴，没有快乐地离开了拣金，离开了兴城，离开了农村,离开了我曾立志“扎根”的广阔天地,离开了我曾决心“绣红”的地球一隅。

四年的农村生活，轰轰烈烈开始，悄无生息结束。我22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