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工不修人

美国的医疗保险，从来不是为“人”设计的，而是为“可用的劳动力”配套的。它关注的不是身体是否疼痛，而是劳动是否还能持续。人在岗位上，病是可以讨论的；人一旦离岗，病便失去制度意义。

因此，医疗保障被精确地嵌入雇佣关系之中，如同润滑油之于机器。工牌在，系统便愿意维护；工牌不在，系统便自动断供。所谓“福利”，并非出于同情，而是为了延长使用年限。修理并不指向康复，只指向复工。

有人会说 Medicare兜底，以为这是制度对“人”的承认；但它的边界划得极清：只在劳动价值基本耗尽之后才介入，且只修补衰老，不承担中断。它补偿的是报废阶段的身体，而非保护处于流动与风险中的人。

与之相对，欧洲与加拿大的医疗制度，修的始终是“人”，而非其劳动状态。人是否在岗、是否创造价值，并不构成接受治疗的前提。身体先于职位存在，医疗的职责是维持生命本身，而非保证其可继续被使用。制度默认人会生病、会中断、会暂时无用，因此选择提前承担风险，而不是事后计较效率。

正因如此，那些社会容许了更多“非效率行为”——失业、换岗、长期治疗、暂时退出生产，却也换来了更长的平均寿命与更低的可避免死亡率。制度看似纵容脆弱，实际减少崩溃；看似牺牲效率，却避免了高强度使用下的提前报废。修人，意味着允许人不合时宜；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延长了生命的整体长度。

反观美国，医疗制度对身体的介入高度功利：只在仍具生产可能时才值得维护。结果并非医疗技术不足，而是制度逻辑过于精准——它成功维护了劳动力，却系统性地缩短了人的寿命。于是，一个医疗支出全球最高的国家，在预期寿命上长期落后于那些“效率较低”的同行。

于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并不惩罚辞职，却精准地惩罚“不可预测性”。它不禁止你更换工作，只让你在更换时承担全部身体风险。制度并不反对自由，只拒绝为自由买单。

这也解释了为何这套体系能够长期稳定：它既不需要高压命令，也无需道德说服，只需把医疗与劳动绑定，个人便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延迟崩溃。控制被外包给账单，人质关系被伪装成福利安排。

因此，说这是一套“医疗制度”并不准确。它更像是一种劳动力维护机制：修工，不修人；保产出，不保尊严。人在其中，被视为可更换部件，而非需要被照顾的主体。

若文明的标志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脆弱，那么这套制度的回答始终一致——

你可以脆弱，但不能影响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