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

腊八粥 第一次做.

翻箱倒柜 找到一堆可以煲粥的材料 最主要是有枣和红豆

 

 

腊八不仅是农耕文化里的节日。 对我来说，它还有一层更私人的渊源——我出生的那一天，正是腊八。

六十年代的北京，腊八只是日历上的一天。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什么可过的条件。那是一个没有节日气氛的年代，节假日本就不多，星期六大人还要上班。我一直吃食堂，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腊八的存在便更加微乎其微，只是安静地从日历上滑过去。

我真正意识到“腊八”这个节日，是去了香港以后。七九、八零年那个冬天。 过完洋节、洋年，一头栽进腊八。

港人过腊八，偏佛，拜神、拜庙、拜天地，节日忽然庄严起来。

而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里长大。乍一看，只觉得这些都是“伺旧”。当时真有点目瞪口呆—— 到底是我走错了地方，还是时代走岔了路？

说起“没有东西吃”，并不是夸张。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一切进入配额供给：粮票、布票、自行车票，甚至还有新妈妈票。种类齐全，分量却微薄得可怜。

我出生后，母亲得到过一张产妇补助票，红糖、鸡蛋、肉，各一斤。 小姨当时是医学院四年级学生，被派去买肉。她后来跟我说，那天下着大雪，她攥着肉票跑了好几家店，想买点肥肉给我妈下奶。好不容易看到一块，伸手却发现票丢了。她站在四合院门口，不敢进门，冻到站不住才进去。母亲只说了一句：“算了。” 小姨每讲一次，眼圈就红一次。

八二年春节，我拿到回港证，回了一次北京。 我请小表弟、表妹吃饭，点的是包子。服务员伸出手来，要粮票。我当场愣住了。

不是不知道粮票，而是短暂的离开，已经把它从生活里挪走了。在我脑子里，它已经退成了历史名词，而不是一条仍然有效的规则。

邻桌几个男人看出了我的窘境，说他们包子点多了，吃不完，可以把剩下的包子卖给我，再给我粮票。

大妈照做。皆大欢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头仍然在肩膀上，现在想来，其实也挺魔幻的。）

那一刻，说不上尴尬，也谈不上荒谬，更像是一种恍如隔世。 我突然意识到，离开北京并没有多久，生活却已经把我从一个体系里，轻轻地挪了出去。粮票在我脑子里成了历史，可在那家饭馆里，它还活着，硬邦邦地活着。

后来，那几个男人把包子卖给我，然后递给我粮票。我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包子，而是因为事情还能靠人来解决，而不是靠制度。 可那口气松完以后，心里又慢慢起了一点别的东西——说不清是感激，还是酸。 我请的是表弟表妹吃饭，却要靠陌生人的粮票，才能把这顿饭吃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记忆里那个“没有东西吃”的北京，并不是记错了。 只是后来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其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