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6): “非法行医” 的日子

第三章  青春无歌

 

6、“非法行医” 的日子

 

感受到王会升大婶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我和姐姐决定学点医术。我们找出从家里带来的全部医学书籍，每天夜里走访调查回来，就在煤油灯下翻阅。

我们没有药，没有处方权，更没有任何医疗器械，只有一盒针灸针。我们决定从针灸学起。我们按照《新医疗法》手册的穴位说明和图示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很快记住了全身的常用穴位和效用。我们的针灸知识来源于书本，从没见过针灸治疗的实际操作，也没有治疗的亲身体验。怎么办呢？我俩决定以治疗近视为名请大队的赤脚医生给我俩针灸。

赤脚医生看我俩信任他，很高兴。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解，一边给我俩每人扎了三针:睛明、四白和攒竹穴。我们仔细看他每一个动作，记住他进针、捻针、退针的手法，觉得挺有收获。可刚离开赤脚医生，我俩互相望着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我们的眼珠全变成了红色，样子好可怕。我们的自我诊断是结膜充血，是针刺离内眼角很近的睛明穴时碰破了毛细血管造成的。我们猜想睛明穴可能是他从没有针过的穴位。

我们不再请赤脚医生"针治"了，可怎么实践呢？没想到机会来了。一天早上，姐姐的腿突然疼痛难忍,每抬一下都很困难。我俩沿着经络摸来摸去，觉得可能是坐骨神经痛或风湿痛，是睡在冰一样的石板炕上着凉了。姐姐艰难地拖着病腿出工，几天过去了，一点儿都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次去公社参加知青大会，我陪着姐姐足足走了几个小时，才一步步艰难地挪了回来。当晚，姐姐让我在她腿上试试“针刺疗法”。我试探性地扎了环跳，承扶，她觉得针感很好，和书上描绘的差不多。姐姐爬起来，要试一试“自疗”，她给自己扎了阴陵泉和阳陵泉。为了强化效果,我们又是捻针,又是留针，折腾了好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针刺实践。一连半个月，我们每晚都在姐姐的腿上练针法，边针刺边讨论。我们的手法越来越熟练，针感也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姐姐的腿竟然好起来了。

首战告捷，我们信心大增。我们开始给大婶针疗，也大胆地给来找我们的乡亲用针刺治头痛，牙痛、风湿痛、关节炎，甚至妇科病痛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与牛青燕一家的邂逅。那天公社召开全体知青大会，散会已近傍晚，我和姐姐匆匆赶路。经过一户人家的院子时，我们听到里面传出持续的呻吟声，不由得停下脚步。从声音中我们知道这里有病人。我们快步走进院子，推开房门，一眼看到正在炕上翻滚的一位大婶。她双手紧紧捂住肚子，表情痛苦，炕沿边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正不知所措地扶着她。

我们的突然闯入，使她们很诧异。大婶艰难地抬头看了看我们，示意我们坐下。姐姐说明了来意，扶大婶平躺下来，让她指出疼痛部位，询问她发病的时间和感觉。调动我们掌握的极其有限的医疗知识，我们初步断定是胆道蛔虫。这是农村常见病，我们已经治过几例，是有一点把握的。

我取出了随身带着的针盒和酒精棉球，和姐姐同时动手，在上脘、中脘和足三里等穴位扎了几针。我们留针轻捻，大婶的绞痛迅速缓解，露出了笑容。她的女儿也笑了，告诉我们她叫牛春燕，也是回乡不久的中学生。知道了我们住在十几里外的条石沟，她不让我们走了，要和我们住在一起聊一聊。大婶也下了地挽留我们。我们看窗外已漆黑一片，家里又只有这母女二人，就和牛春燕一起住到了和大婶对面的屋里。

那一夜，因为怕大婶病情复发，我们睡得很晚，第二天醒来时，天已大亮了。来到大婶房间时，我们发现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大婶说:“这是你大叔。”我和姐姐觉得他有些眼熟，认出了他就是昨天在大会上给我们讲话的牛书记。原来我们无意中住到了公社书记家。牛书记询问了我们插队的情况,感谢我们治好了大婶的病，让我们以后遇到困难来这里找他。

在牛春燕家吃过早饭，我和姐姐匆匆上路，赶回生产队出下午的工。牛春燕和大婶依依不舍地把我俩送到大路边，一再嘱咐我俩常来串门。尽管我们很喜欢牛春燕，也喜欢大婶，可我们却再没有去过她家，因为那也是牛书记的家，我们觉得两个知青和公社书记家来往不怎么对劲。虽然每次去公社开会经过大婶家院子都会想起在那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可我们再没有进去过。后来听大队书记说，牛书记打听过我俩的情况。

直到1969年年底，我们要离开绥中去兴城落户了，我和姐姐才又一次走进那个院子，向牛春燕告别。当晚，又住在了她家。巧的是，我们又遇到了病号。听大婶说一位邻居大婶喘得厉害，上不来气，我和姐姐习惯地拿出针盒要给她治疗，可大婶说，她的病到医院看了几次，花了不少钱都没治好。我有些犹豫，想起妈妈几天前的来信中提到她们那里有一个大学生下乡给社员针灸，在背部进针过深，造成人工肺气肿。我们选定的止喘穴等也是在背部。针，有一定风险，可不针，大婶的哮喘不会止住。我们决定还是要针。

我们向喘息不止的大婶讲清我们的“治疗方案”，她同意让我们试一试。这几个穴位我们以前扎过多次，效果都不错，还是有些把握的。只要进针时“手下留情”，就不会刺到肺。几针下去，婶子不喘了。第二天早上，又给她扎了几针。告别时，婶子一再对我们说，婶子该怎样感谢你们，大夫都没治好的病，你们给扎好了。

我和姐姐告别了牛春燕母女，正要去汽车站时，又一阵呻吟声传过来，一声高过一声，大婶说是五保户杜大娘的心口疼又犯了。我们跟着大婶跑到杜大娘家，杜大娘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呻吟。一连四针扎下去，呻吟声停止了,又过了一会儿，大娘不疼了。我们这才想起要赶汽车，急忙向汽车站奔去,牛春燕和大婶使劲地向我们挥手，让我们回来时再去她家。

这一别，就再没有见面，因为两个月后我们离开了绥中，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总不免有些遗憾。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在匆匆的行走中，许多应该珍惜的东西被我们忽视了，值得留住的情意也轻易地流失了，遗憾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在兴城县拣金公社团山子大队的新家里，妈妈设立了“合作医疗站”，和大队的专职赤脚医生一起出诊、坐诊。我和姐姐每天和社员一样在生产队出工，停止针疗了。

半年后的一天中午，一对农民夫妇从八里地外的文家公社带着他们六岁的女儿来看病。这个叫云儿的女孩被县医院诊断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右腿肌肉已经萎缩,不能站立走路，常规的西医没法治疗,妈妈很无奈。我和姐姐午休回家,看到了那个可爱的女孩。姐姐对我说：“咱俩试试吧，新医疗法上有这种病例的。”我们请求妈妈让我们试一试，妈妈仔细询问了我们针刺涉及的部位。当我们摸着云儿的腿上下比划时,她爸爸说话了：“就请两个姐姐扎针试试吧，反正医院也不能治了，万一扎好了，孩子就得救了。”听了他的话，妈妈同意了,告诫我们不能草率，一旦开始了就要负责到底。妈妈告诉两个家长，针刺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可能有预想不到的结果。妈妈给我们的时间是三个月。

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选用从环跳到涌泉之间所有的重要穴位，用深进针，强刺激，长留针的手法连续治疗。为了不影响我和姐姐出工，云儿的爸爸每天都带着云儿在中午时分赶到我家，往返十几里路，风雨不误。我和姐姐每天轮流给云儿扎针，一天都没有间断。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明显起色。我俩每天都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只要三个月还没到，我们的针疗就有希望。

一天中午，没见云儿，直到下午，她爸爸一个人骑车来了，说云儿的腿加重了，喊疼，所以没带她来。我和姐姐兴奋了：腿疼？有针感了！我们请他一定要带云儿再来。我们的治疗又继续了，云儿的感应越来越明显了。两个月后，超出我们的预料，云儿站到了地上，双腿可以向前移动了。又过了一段儿时间，云儿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走路了。云儿的爸爸妈妈和云儿一起来到我家,送给我们一面写着“妙手回春”字样的镜子。我和姐姐高兴极了,这是我们治过的年纪最小的病者,也是最成功的病例！想着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被“吕氏针疗”治好了，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

没过多久，云儿邻村的又一位农民带着同样患小儿麻痹的四岁男孩来我家了,点名要我和姐姐给儿子针刺。我们像有经验的医生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充满信心地为男孩治疗，把上一次的经验用于实践，不到两个月，男孩就康复了，可以跑跳着玩了。我们家里又多了一面画着“红色娘子军”图案的镜子。

这实实在在的病例让全家人庆祝了一番，凡事不喜欢张扬的妈妈把两面镜子挂在我和姐姐的卧室，回城后，又相继挂在反修楼、48户楼，搬来石桥子后，还挂了好多年。是我在处理旧物的时候淘汰了它们，想起来有些后悔。后来姐姐去了公社中学教书，再后来，我去了公社当报导员。我们短暂而漫长,充满艰辛而又其乐无穷的“非法行医”生涯终于划上了句号。

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疾病是公认的不治之症，包括小儿麻痹。可当年，两个对医学一无所知的无知青年救人心切，不计后果，握着一盒针灸针闯入了禁区，真是“无知无畏”。这是我们在那个“无法无天”年代里，做过的最出格的事儿了。如果我们稍懂医学和法律常识，那一切就不可能发生了。我们庆幸它发生了。幸运也好，奇迹也好，帮助两个双腿瘫痪的孩子站了起来是我和姐姐至今都深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