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5): 今生难忘的山村亲人

第三章  青春无歌

 

5、今生难忘的山村亲人

我和姐姐在逐户走访中，结识了王会升大婶一家。去他们家前，我们已走访了全队的大多数人家。走进大婶家门，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穷困的一家。地上立着一只露出木茬的破旧柜子，颜色深浅不一；炕上堆着几条破旧的被褥，打着大大小小的补丁，有些地方还露出棉花；覆盖在石板炕上的破旧席子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四个孩子挤在炕边吃惊地望着我俩，他们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端坐在炕上的大婶，脸色蜡黄，被严重哮喘病折磨着，双肩向前耸起双手拄着炕，大口大口地喘息。看见我们，大婶笑了，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友善。她艰难地抬起手臂打招呼，示意我们快坐，但是剧烈的咳嗽使她无法说话。我走过去，跪在炕上给她捶背。姐姐拉过弟弟妹妹们问他们的名字、年龄，告诉他们怎样能帮到妈妈。我们很快和孩子们混熟了。大叔下工回来，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布满倦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那一天起，大婶家就成了我和姐姐每天必去的地方。他们家挨着生产队队部，和男生的住处只有十几步远。我们每天饭后或晚上都会去看望大婶，哪怕有时只能呆上十几分钟，也得给大婶捶捶背。大婶家是外来户，在村里没有亲戚，他们把我和姐姐当成了亲人，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和我们商量，从弟弟妹妹们的上学读书、家里买猪卖猪到大婶的疗病用药。五月节、八月节和所有改善生活的日子，都会让我俩过去和全家一起吃“高粮米饭水豆腐”，这是他们最好的伙食了。

每当我们去村外夜访，大叔都会送我们走到村口，千叮万嘱，深怕我们遇到野狼，还给我们做了两根打狼棒，让我们每次出门都带上。哪怕只有一天没去大婶家，她都会派小琴、小珍绕过河沟来找我们，嚷着要“大姐、二姐回家”。

有一段时间，大婶的病情加重。大叔和我俩商量，想带大婶去山海关治病，我俩当然同意,我们太盼望大婶的身体好起来了。我和姐姐住进了大婶家，照顾四个弟弟妹妹和这个家。大婶家最大的男孩小名叫“秃子”，其实长得特别帅，像妈妈，他十三岁了，读小学五年级，但每天要干的活可不少，砍柴、担水、割草。十二岁的小琴，八岁的小二，还有四岁的小珍，都是极懂事的孩子，我和姐姐非常喜欢他们。

我们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喂猪喂鸡，照顾弟弟妹妹穿衣吃饭上学后匆匆赶去生产队上工。中午短暂的午休时间，姐姐忙着喂鸡喂猪，我则抱着大盆去河沟里洗衣服，背上还背着小珍。晚饭后，继续干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夜里，筋疲力尽的我们趴在炕上看着熟睡的弟弟妹妹，想再给他们做点什么。我们爬起来，把我紫红色条绒上衣拆掉，又翻出我俩穿旧的衬衣衬裤，一件件拆开打成袼褙，准备给弟弟妹妹们做鞋。每一个夜晚，我们像所有的山村农妇一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缝鞋帮。

看着我们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子穿在弟弟妹妹们的脚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弟弟妹妹们很快习惯了这个我们“主持”的家，很快活，没有吵着要爸爸妈妈。到大叔大婶回来，我俩要搬走时，小珍还拽着我的衣服不撒手，嘴里喊着:“大姐二姐不走。”

夏天挂锄了，我要回锦探亲，向大叔大婶告别时，大婶拿出了15尺布票，非要我带上，说是给我和姐姐买衣服用的。我知道，那是大婶能拿出的最好的礼物了。看看他们的家，家徒四壁，想想他们的生活，一无所有，我怎么能接受呢？我把布票塞回大婶手里，大婶的眼泪落了下来。姐姐示意我先接下布票。我揣着布票离开大婶家，直到上了火车，心里还在难过。

那时候，妈妈已被下放到附属医院，在妇产科当护士，爸爸在内科当护理员，每天扫地擦窗。可我什么都不知道，还像以前一样跟妈妈去商店买衣服。我拿出了大婶给的布票交给妈妈，妈妈详细问了大婶家几个孩子的年龄和身高，带着我在柜台边绕了好几圈，左挑右选，给小珍和小琴各买了一套衣服，又给秃子和小二各买了一件上衣。布票不够，妈妈添上了14尺。妈妈还给孩子们挑选了四双塑料凉鞋。我兴冲冲地把妈妈的礼物带回了条石沟。那是四个孩子第一次穿上买来的衣服，也是第一次穿上“奢侈品”塑料凉鞋，一个个高兴得又跳又叫, 大婶却哭得稀里哗拉。

大婶去山海关的治疗，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被哮喘折磨得躺不下，坐不安，可是我们没有听过她的抱怨,她看我们的眼神里总是露着笑意，只要病情稍有缓和就对我们问寒问暖，和我们聊家常。大婶一家贫困交加，却从没有吵骂声，哭闹声，训斥声，在我和姐姐的参与下，经常笑声不断。

我和姐姐绞尽脑汁想帮大婶治病。我们把学到的点滴中医知识用到了大婶身上。我们给大婶用针刺疗法止喘，效果很明显。可大婶病的太久，多年来反复发作，针刺的效果不能持久，我俩只能寻求更有效的疗法。在那个年月，只有部队医院才有最好的信誉和权威，我们手里的《新医疗法》手册也是部队编印的。我们请在205医院工作的表哥赵文帮忙，他很快寄来了一套新医疗法丛书和一大包简单的手术器械:手术刀、钳、羊肠线、缝合针、医用纱布、手套、酒精棉等。我和姐姐如获至宝，决定用穴位埋线疗法给大婶治病。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效果比针灸持久。大婶对我们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我俩充满信心。第一次埋线，我给姐姐当助手，负责消毒、缝合,由姐姐选穴、切开、埋线。我俩像真的做手术一样，配合默契，没有纰漏。大婶的病情有了好转，甚至可以干点轻微的家务了。姐姐又在回锦探亲时找老中医开了中药，让大婶服用，继续治疗多年积下的肺部感染和慢性肺气肿。

后来，我和姐姐离开了条石沟，随着“走五七”的爸爸妈妈落户在兴城。本来姐姐想在走前给大婶再埋一次线，但器械不全了，匆忙之中找到大队赤脚医生，嘱咐他一定帮大婶再埋一次线。可是我们走后,接到大婶家来信，知道那个“赤脚”一拖再拖,说是不能单为一个人埋一次线，要等多几个人一块做，气得姐姐直骂：“真混蛋，难道要全村人都得哮喘了才能治疗吗？”

没有治好大婶的病，我和姐姐想起来就心里不安，因为我们的努力远没有达到极限。这成了我俩心中最不能触碰的隐痛，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更有我们不敢面对的残酷现实，我们走后，大婶在病痛折磨中煎熬了三四年，去世了，大叔也早已不在了。孩子们都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早已失联了。

没有语言可以表述我和姐姐的悔恨、自责。离开后，我们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回去过？我们曾试图为自己辩解：忙，没时间，事情多，交通不方便,可这些都不足以自我安慰。我们明明知道，大婶不会活很久，大叔的担子该有多么沉重，弟弟妹妹的成长该会怎样的坎坷。可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离开了，再没有回头。

我们走后，大婶家的弟弟妹妹给我们的信中说，大婶每天都提起我俩，一提起就哭，一哭就止不住。想起这些，我的心就像有刀在割着，追悔莫及。大婶一家给了我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亲人的爱。大叔那关切的目光，大婶那慈爱的眼神，长存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他们就是我的至爱亲人。他们也是我多年来除了姐姐，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的人。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组织和领导，而是大婶一家人。可是，我们让他们失望了，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逃之夭夭了。

就是因为这些，在失去他们的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不要让自己后悔。当父母生病的时候，当朋友需要的时候，我再不敢耽搁，不敢犹豫。有时候我拖着自己的并不健康的身体提着大盒小盒的食品行走在医院，奔走在去亲朋好友家的路上以及所有需要我的地方的时候，常常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有时候姐姐心疼地提醒我：“你不要命了？你的身体一样重要。”我只要轻轻说一句“我不想后悔”，姐姐就什么都不说了,因为姐姐和我一样明白，不能后悔，因为它的代价太沉重了，沉重得让我们一生无法释怀。几十年来，只要我和姐姐提到大婶一家，电话里就会响起两个人的哭声，通常是一个在美国的夜晚，一个在中国的上午。有时候，姐姐刚说了“王会升大婶”几个字，我便大叫: “STOP！别再说了。”

我们和大婶一家人只相处了一年多，可是他们在我们的心里活了一辈子。当初大婶提起我俩就哭，现在我俩想起他们就哭。哭着哭着我就跑到外屋，望着爸爸妈妈的遗像，在心里问他们：“你们会懂得女儿吗？”爸爸妈妈凝视着我的目光永远告诉我，他们懂。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女儿，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明白我和姐姐的心，爸爸妈妈也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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