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无歌
4、写给未来的自己
在几个月的走访调查后,我和姐姐写下了这份考查报告。我们知道它无处可寄，更没有可能发表。那就当作是写给未来的我们自己吧。我们甚至幻想:如果同代人中也有人和我们一样想 。。。
《条石沟考查报告》
条石大队共分四个小队（东、西、南、北队），现有总人口632人，123户。土地874亩（集体800亩，个人74亩）。其中贫农59户，占`48%，下中农12户，占10%，中农42户，占34%，地富5户，占4%。
互助组时期多数以家族、近亲为主要结构，互相帮忙，几乎没有规范化的有领导的互助组。合作化时期，现在的整个大队就是一个合作社，当时的社主任就是现在的大队革委会主任。
1959年,整个大队并入了国营林场，1961年又分离出来，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干部多吃多占，甚至私分国家贷款、种子等事情。有一个小队会计竟然贪污了九千元钱（此案不了了之）。
1966年8月8日，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的日子，大队进驻了“四清工作队”，主要成员是解放军204医院的干部。四清工作队进驻后，建立了“贫协”“文革”组织，揭出了大、小队干部的上述贪污等问题，斗争很激烈，大队主任王某被罢了官。不到半年，市里的文革工作队被撤离时，这里的四清工作队也奉命离开了。公社干部在恢复工作后，给王某平了反，1968年4月大队成立了革委会，他又当上了革委会主任。
从建国初期开始，这里的大队干部基本没有变动，可小队干部的变动却很频繁。我们生产队（东队）的成年劳力已有一多半当过队长。队长每年都要换，几乎没有连任的。最短的任职时间从20天到两个月或半年。
大队主任（正、副共三名）和大队书记是法定的脱产干部，除了去公社、县里开会，其余时间在大队部里“办公”。多数时间是上午八、九点钟去，下午四、五点钟就“下班”了(因为我们就住在主任家的房子里，还是很了解的）。他们在家时（早、晚）主要是种自留地、串亲、采购等等，等等。大队干部和起早贪晚在队里出工的社员比起来，真是轻松极了，可是他们每年都会领取到全大队最高的工分。今年结算，大队主任的工分是3900分，副主任的工分是3800分，而我们队里的一等劳力得到的最高工分是3500分，他全年几乎没误一个工，而主任同志却先后“撂”了两、三个月的“挑子”。在“撂挑子”期间，他一天都没有去大队“办公”，整天在自家浇园子，种菜，耪自留地。
我们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可是大队的干部们每个人参加集体劳动的时间还不到三天！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干部怎么能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怎么能为贫下中农掌好权？领导班子由什么人组成，是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朝气蓬勃，掏心为贫下中农，还是为名为利，为已为私，暮气沉沉，代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这一点决定一切。
大队前几个月成立了“卫生所”，有了一个完全脱产的“赤脚医生”，只见他每天背着药箱走来走去，虽号称“赤脚”，但给社员看病时“规矩”可真多，什么开方费（0.1元)、针灸费、注射费，买药每次都有限量，即使1角钱的药也要交开方费，名目特别多。社员对此议论纷纷，意见相当大。
我们生产队已完成了全年的决算：分值为7.2分，实开6.2分，没开出的为空额。全队27户,年收入(扣除队里分的口粮钱)超过300元的有七户,超过200元的有11户，全队没有开不出钱的人家。生产队分粮为每人160斤,(其中高粮60斤,苞米30斤,其余为红薯,谷子，杂粮)，每人口粮标准为320斤，也就是说，每人要领160斤的返销粮。
造成各户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和少。有几家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男劳力三人，人口四、五个），开了400多元,但这样的人家往往口粮严重不足，每年需要添粮500～1000斤，就要占去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小孩多（5～6个），劳动力少（一个或一个半）或家里有病人的家庭就成了困难户，决算时只能拿到不足100元，连领返销粮都不够。
其余三个生产队的情况也很不平衡，因为四个队的耕地面积几乎相等，但人口却相差很多。南队人口是东队的二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口粮分的就多（仅高粮每人就分了160斤）。北队的人口和东队相似，但果树有3000多棵，是其它三个队的总和，今年产果20多万斤。不过一年来这个生产队都是处于没有生产队长的状态，所以收入也大打折扣。
每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也少得很，每队只有一辆大车，两三匹马，五六头驴，三十几只羊，一、二口猪，农具就只有几副木犁和给水果打药的喷雾器了。
生产队集体收入的来源主要是果树、木材、编筐编篓。因为这里土地奇缺，自留地只有自家的房前屋后，但每家都有“自留山”，生产队也有集体山林。每年冬天，生产队组织社员集体上山打柴，整棵整棵的树木被伐下来，可做盖房用的木料（椽子、檩子）。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一长队的人背着足以压垮身体的木料，从群山中穿过，也每天都会看到来买柴的大车,源源不断。这笔收入很大,也来得快，一车柴（一个壮劳力五、六天的工作量）可获取50余元。山上的“财富”还有荆条，农闲时社员上山割条子编筐、篓、盖帘，每天都能获得二、三元钱。
其他的三个生产队，砍树，打柴都是单干，社员每天上山猛割猛砍，大卖特卖。这个副业的收入远远高过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收入。前些天，公社下了指示，不准乱砍伐，破坏山林，社员不准私自卖柴，自留山的树也不准动,但买卖还会在夜里进行。听社员说，前些年山上的树长得相当稠密，站在树丛中对面有人都看不见，而现在，山上跑个野兔都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社员积极性不高，我们队上除了1966年四清工作队来时修了一面坡的梯田，其余的荒地都是一百多年前开垦的。近些年果树也没有增加，产量不高，山林损失迅速，粮食亩产不增反降，亩产只有100多斤。
全大队有七、八个人读过初中，但真正读到毕业的只有两个人，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也包括年轻人，读过书的没有多少人。所以只要念了初中的人，就会当上干部，就会脱产，离开生产第一线,最起码也能当上民兵连长之类。这样,在农村从事种田的人，绝大多数是文盲。所谓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怎么能开展起来呢？
下乡已经一年多了，我们深感在这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一些学校里得不到的真知。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不懂得农村，怎么能懂得社会？不懂得农民，怎么能说懂得了劳动人民？
农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根本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至于农民的世界观要在“经济状况真的全面改变了”才能“逐步的以至于完全的改变过来。”
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是关系到一生走什么道路的极其严肃的问题，条件无法选择，职业无法选择，可做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当然想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生。可是，怎么才能把愿望变为现实，有些茫然。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甚至相当悲观。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