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面向黄土背朝天
我们到条石沟的第二天早上，就跟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出工了。那正是秋收大忙季节。第一天干的活是拔花生，在东队那块唯一连成片的土地上，一条垅沟有二里地那么长，我顺着垅沟，埋头一把把拔着花生，直到把一条垅拔到头，都没有直起腰来。很快，我的腰就酸得直不了了。可我每天还在拼命地干，我们到农村不就是来奋斗来吃苦的吗？几天之后，我们又开始割豆子，熟透的豆荚遍体的毛毛刺，一把抓住，扎得手心热辣辣的，半天不到，我的手心被扎得渗出血来。姐姐找出妈妈给我们带来的白线手套让我戴上，手不那么疼了，我每天戴着手套割豆子。
割豆子之后，我们去割谷子。一片干旱又贫瘠的山坡地里，谷子像没扎进地里。割的时候，一把抓住谷子割下去，镰刀不快，谷子扎根又浅，几乎就是被连根拔出来的。谷子的根上沾着成块的泥土，每割下一把，就要用镰刀再把根上的土砍掉。一次砍谷子根时，我握着的镰刀从谷子根上滑过，砍在了我的右膝上，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染红了裤子，染湿了鞋。姐姐立即带我回到住处，涂上碘酒，敷上纱布块。虽然疼得厉害，我也没休息，又回到地里去割谷子了。右膝上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我每天一瘸一瘸的去出工，干什么活都没有落后，我的膝盖上留下了一个疤。
半年后，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妈妈抚摸着我的疤痕,心疼地说，如果当时能缝上一两针，就不会留疤了。妈妈教给了我伤口缝合方法，又找出了羊肠线和消毒棉球，让我带上，告诉我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自己也可以缝合。
整个秋天，我们干的农活从起地瓜、割高梁、割谷子、割玉米到摘苹果，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修梯田是我干过的最苦的活儿，要背着石头走很长的山路才能到达梯田边。我每次都要求两个抬石头的男社员把大石头抬到我的背上，只要我还能站住不倒，我就会弯着腰，用手扶着后背的石头，一步步的挪动脚步。干着这过度超负荷的活儿，大家都说我真有劲，我就更来了劲头，一趟又一趟的专拣大石头背。其实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是石头压得我不得不往前迈步。扛石头的男社员是把石头扛在一侧的肩头走着上山，女社员是把一只手可以拿起的石头托着上山，我是把石头驮在后腰上，身体成近90度的弯曲向前移行。姐姐不断悄悄地对我说，别扛那么大的石头，会累坏的。可是我不听，我还是每次都挑大石头扛，觉得这样就能更快一些建成“大寨田”，更早的建成“农村红色根据地”，离世界革命胜利更近一些，也能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在修梯田的高潮期,姐姐从梯田边高高的台阶上滚落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她的胳膊、腿和腰都运转不灵了，动一下都很困难。当晚邻居王大婶把姐姐接到家里，喂她蛇皮汤，为她祈祷，守护了她一夜。第二天，我请了假带姐姐去公社医院检查，被公社医院支到了县医院，从县医院被支到市里的医院。我送姐姐到绥中车站，送她上了火车，又给爸爸打了长途电话，就匆匆的赶回条石沟。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姐姐摔伤了，我应该陪她回家看病，可我却让她一个人上了火车，自己急忙赶回条石沟。为什么？我想的是姐姐已受伤不能参加修梯田劳动了，我不能再误工了，我更得努力干活，把损失补回来。我当时真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且病的很重：把生产队的一块石头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
我从绥中赶回范家时已是傍晚了。我不顾天晚路不熟，沿着大山疾走，遇见山口就穿过去。走了很久，隐约可见远处的房屋了，刚松口气，发现房屋地势不太对劲，就喊住了路上背着草的小孩问，这是什么大队？小孩说：“小胡大队。”我懵了，小胡大队离条石沟有十几里路呢。方向错了，怎么办？我来不及多想就向相反的方向赶路。望着漆黑的夜色，我心里越发着急，慌慌张张地走着，遇见水沟就趟过去，遇见山就绕过去。我在青纱帐里发疯般地穿行，鞋子湿了，裤子湿了，也不管不顾。回到条石沟住处已是夜里十点四十分了，全村没有一丝灯光。当我推开房门，一下子扑在炕上的时候，真想放声大哭，可我忍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出工了，照样抢着背大石头，照样拼命干活。
秋收后，我们除了干“倒粪”的活以外，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农活:开垦土地。在这号称：“跳石沟，处处踩石头”的地方，真是寸土寸金。为了多开出哪怕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一小块地，就可以耗费整整一个冬季的时光。我们开垦的地里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要一块块地把它们拣到筐里抬出去，扔到山脚下的河沟里。可是石头好像总也拣不完，层出不穷。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们四个女知青和队里仅有的三四个女青年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干着这个单调而重复的活儿，一干就是一个冬天。
我们干的活儿还有刮梨树皮，用小锄头将树皮刮掉一层，据说这样来年的梨子才会皮薄好吃。我们爬上一棵棵梨树，刮下每一片树皮，一个树杈都不放过。开始时我觉得这个活儿挺有趣，可是时间一长，我和姐姐的脸颊上都生了冻疮,又硬又痒，我的手背皮肤也冻破了，直到现在，皮肤的颜色都没变过来。
1969年年底，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按上级要求，实行“大寨工分制”，将所有的男女劳力按出工出力情况划成“一、二、三”等，按等级领取工分,要“自报公议”。经过评议，我和妇女队长、组长被评为一等工分，其他三个女知青被评为三等工分。工分究竟相差多少我忘记了，我记住的是妇女队长在修梯田时，顺手拣起有两块砖头一般大小的石块，优哉游哉地走上山坡,在播种花生的时候把花生种一粒粒塞在口里。在春天给庄稼拔草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双膝跪在地上,一棵杂草都不放过，而女社员们却象征性地东一把西一把连捋带拽，晃晃悠悠就到了地头。所有的活，她们都是这样轻松干的。
我为了这个“一等工分”付出的代价是：肩胛骨疼痛，举臂困难，脊椎严重变形，因铲地时暴露的皮肤接触水珠患上了严重的荨麻疹，只要遇风、遇凉、遇水,全身荨麻疹就会连成片，奇痒无比,还有因为睡冰一样的石头炕和常年吃不到蔬菜引起的便秘、便血，“水土不服”引起的脚趾溃烂，穿不了鞋只能趿拉着鞋走路。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我只能弯着腰走路，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症状越来越重。去医院拍片，确诊为腰间盘膨出。市立医院的骨科主任对我说：是年轻时候腰椎受过损伤，被重物压过。我相信了，因为这个主任就是当年我们青年点的隋力军大哥。这个下乡时被我忽视、轻视、随意伤害、随时准备为建设新农村而贡献出去的身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带给了我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