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2): 条石沟的“广阔天地”

来源: 旭子于 2026-01-17 07:43:34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0月7日，我和姐姐与一高中的“老三届”一起，乘车去绥中县插队。

那天早上，爸爸把妈妈为我们准备好的行装,一个大柳条包（装着我们的被褥）和一个帆布箱（装着我们的四季衣服、日常用品和一些书籍）,绑在他的自行车上，推着车送我和姐姐去火车站。妈妈送我们到马路上，就回去了。我和姐姐上了火车，安顿好行李，爸爸就回去了，一切都很平静，和前一天车站上的情形很不一样。

我们去的是范家公社条石沟大队东队。从绥中站下火车,再乘汽车行八九十里山路，穿过层层叠叠的高山，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形山路,才到达大队所在地。再沿山路走上三里地，才到我们要去的东队。

下火车后，我们坐上了专门来接知青的大卡车。一路上，只看见远处、近处一座座高山连绵起伏，一直处于神思恍忽之中。直到晚上，开过欢迎会，吃过生产队为我们做的第一顿饭，走回住处的时候，才真正看清这个荒凉、寂寞的小山沟。站在门前看天空，真的“只有巴掌大”。

我们青年点共有十个人，六个男生住在队长家，占了五间房屋的一半，我们十个人在那里做饭吃饭。四个女生住在大队书记王国成家，我们住的是两间房屋的一半，另一半被木板隔开，放着主人家的杂物、粮食、地瓜之类。每天早上或晚上都会有人进来取东西。我们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半的炕和地上仅能存放箱包、脸盆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们刚刚点上煤油灯，就听见窗外有猫在叫，然后是抓窗纸的声音，一只大猫在外面的窗台上窜来窜去。漆黑的夜，陌生的山村，冰冷的房间，凄厉的叫声，恐惧笼罩了我们。不知道是谁开的头，我们四个人突然全都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悲切。我们哭了很久，直到哭累了，才一个个抽抽嗒嗒地停住了。哭过以后，没有人说话，我们躺在被窝里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我想的是：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农民了，是条石沟的人了，这里是我要扎根的地方。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农民，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吃最大的苦，干最艰苦的工作，努力锻炼自己，做一个坚强的人，从今以后不能再哭了。这就是我下乡的第一夜。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工了。

站在长满庄稼的地头上,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山沟。漫山遍野的果树已经结满了红、黄、绿色的果实,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水从村子里穿过，把东队的两排住房从中间隔开。极目远眺，远山近山，峰峰相连。最高的山峰，就是名扬关内外的“三山”。这里的景色很美。

生产队派的社员给我们做了两天饭，就离开了。做饭的事儿落在了我们四个女生身上，每人轮流做一周。我们吃的最多的是玉米茬子粥和玉米面的大饼子。我既不会用柴火烧“灶坑”的火，也不会贴大饼子，做饭的第一天就把大饼子做成了死面饼，还烧糊了，又硬又苦，根本没法吃。大家都没有责怪我，可我心里很不好受。

我不会添柴。做饭时，又怕火灭了，又怕火大了，一会儿站起来看锅，一会儿蹲下去看火，两头乱忙，完全乱了阵脚。我仔细观察房东大嫂的做饭过程，很快掌握了这一套技巧，顺利闯过了做饭这一关。后来，我贴的大饼子又松又软，还发明了在锅底水里滴上几滴油的方法，使贴熟的大饼子表面油汪汪的，又好看又好吃，油也一点都没有浪费。

因为在男生住的地方做饭，他们的炕不用再烧也是热乎乎的，可我们住的房间不烧火，屋子里没有一点儿热气，睡的炕整天冰凉。炕是用石板铺成的，躺在上面凉入骨髓。我们每天睡觉时把毛衣毛裤穿在身上，头上包上围巾，可还是冻得缩成一团，难以入眠。晚上去厕所的时候，更是受罪，要小跑着去房后露天的“厕所”里，稍一停留，屁股冻得像冰一样凉。

为了解决青年点的做饭用柴，大队同意我们去生产队的山上砍柴。生产队的山离村里很远，要顺着干涸河沟里的石板路走上好几里才能到。我们白天要出工，只能晚饭后去砍柴。青年点的几个大哥本来不让女生去的，可是我想趁机打点儿柴把我们睡觉的炕烧一烧，就一个人跟着六个男生上了山。断断续续打了将近一个月的柴，我扛回的柴仍是杯水车薪，好心的大哥们把辛苦打来的柴支援了我们很多，我们冬天的火炕总算有了一丝热气。

因为土地奇缺，这里的社员只有自留山，没有自留地，房前屋后黄金般珍贵的菜园就是他们全年的蔬菜来源,可我们没有这样的菜园，就没有蔬菜的来源。刚落户时生产队为我们筹集了一些白菜、萝卜、土豆，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没有蔬菜可吃了。在贴大饼子的锅底水中撒上点儿盐，就是我们的“高汤”。除了几家社员偶尔送上一把菜叶、几根葱，我们的三餐几乎天天如此。

半年之后，我们逐渐适应了条石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越来越像村里人了。我们青年点在男生住的院子里养了一头猪，每天轮班用泔水、米糠和割的猪草喂它。晚饭后，我们常常站在猪圈旁饶有兴致的欣赏它的一举一动，像所有的村里人一样算计着它的年龄，盼着它快快成长，早日成为我们的盘中餐。

每天晚上，我趴在煤油灯下，写完了日记就写信。那时和我频繁通信的朋友有十来个，都是文革中的“战友”。我每星期都会收到好几封信对照他们描述的插队生活一兴奋或者忧郁、斗志昂扬或者灰心消极、雄心勃勃或者悲观失望，我感到自己还是幸运的。这里有和我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姐姐，还有两个成熟稳重的大姐姐俞一阳和常慧琴。有耿直、善良、有主见的刘成林大哥，有憨厚老实、埋头苦干的孙钟大哥，有随和、能干、像劳模一样的宋德义大哥，有活泼开朗、整天笑哈哈的隋力军大哥，有每天饭后正襟危坐、一边念叨着“否定之否定”，一边忙着为青年点儿编盖帘的王守礼大哥，有整天冥思苦想，时常代表青年点出席各级讲用会，宣讲我们“先进事迹”的点长邢长利。

刚到条石沟时，每日三餐前我们都排队站在院子里做“三忠于"，背语录。每次晚上队里开会时队长都让知青带领社员做“三忠于”。我看到青年点其他人不好意思做，就主动“上阵”，和邢长利轮换着带大家做。时间长了，我看出社员根本没有兴趣，都是在应付,我也觉得这个仪式和这里的环境有点离谱，不好意思做了。后来，“三忠于”活动就停止了。我们每天该吃饭时吃饭，该开会时开会，每天晚上去队里记工分，和社员们一样了。

青年点里，只有我一个初中生，邢长利是高一，其余八个人都是六六届的高三毕业生。他们有的会唱歌跳舞,有的会弹琴画画，还有的懂哲学，擅演讲，在我眼里都是有才华的人，让我很羡慕。很多个晚上，姐姐她们睡觉的时候，我把刘成林、隋力军大哥画的领袖像拿回住处，在煤油灯下一刀一刀的刻出剪纸。煤油灯的火焰烧焦了我的头发，熏黑了我的鼻孔，可我还是一丝不苟的刻着，恨不得把领袖的画像贴遍条石沟。

我们几个女生还在场院、队部教社员唱“红色歌曲”，跳姐姐编的“红色娘子军”舞，但都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后来，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青年点的人都参加了活动，每天晚上去三里地外的大队部排节目，唱样板戏。

我们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都不出工，沿袭了在学校时的规矩，坐在青年点里“政治学习”，听邢长利念报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仪式也越来越简单，开始时还要讨论，也有人发言，后来干脆没人吱声了，几个月后，便自动取消了。

我初衷不改，利用一切机会向“贫下中农”讲文革的伟大胜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有一次，提到“文化革命的旗手”时，一个每天和我们一起出工的王桂华，小名“小佬头”的女孩说：“那是娘娘，人家过的是啥日子，屙的都比我们吃的好。”这个女孩只有十六岁，很自然的说出了我从没听过更没想过的话。她不是地富反坏，不是牛鬼蛇神，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女儿。震惊之余，我为她庆幸，生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如果她在城市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不是在劫难逃吗？我终于知道了这里是条石沟，这里的人们世代勤劳耕作，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他们只想吃饱穿暖，根本不关心那个遥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再也不给他们讲“国家大事”了。

下乡两个半月后的1968年12月21日晚上，已经钻进被窝的我们被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最高指示”震撼了,立刻爬起来，跑到外面，兴奋地踩着房檐前的梯子爬上房顶，双手做成喇叭状，对着全村齐声喊了起来：“伟大领袖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几遍下来，不知是谁发现我的声音虽然不宏亮，但会在夜空中传的很远，于是让我领头喊语录，她们三个再齐声配合。我十分卖力地一遍遍喊着，把一片漆黑的村庄喊得灯火点点，还不罢休，一直喊到声嘶力竭。有的社员推门张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便更加兴奋。后来，青年点的人都汇集在男生宿舍，用大红纸写出了这段语录，连夜向公社出发了，去报喜，去庆祝，去集会。这是我们在城市时的一贯作法，现在又把它搬到了山乡。就像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们必须去公社，去欢呼，去敲锣打鼓地庆祝。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伟大领袖的任何一个声音、一个指示都是天地之间最大的事，是压倒一切的事。

那是寒冷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手拉着手走。在趟过“狗河”时，我一脚没踩稳石头，落到河里。河水冰凉彻骨，我的棉胶鞋和裤脚都湿透了。我拔出脚，没有停步，没有声张，一直跟着队伍前进。那一夜，全公社所有的知青都汇集到了公社大院，敲锣打鼓，大喊大叫，闹腾了几小时后又连夜往回赶,直到后半夜，我们才回到村里，往返走了三十几里山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领袖的指示像一副强心剂，使我们逐渐趋于正常的心脏又开始狂跳。

我和姐姐找出带来的“马列六本书”读了起来。每天早晨四点钟，我们互相提醒，强迫自己不再睡觉，点起煤油灯，把书放在炕沿前面的条桌上，一句句读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那些艰涩难懂的句子。虽然根本搞不懂书中所描绘的历史、事件和我们有什么联系，可我还是觉得自己正在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行，为了把革命的红旗插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现在的吃苦，所有的艰难，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为了把“最新指示”落实在行动上，我注意观察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想得到他们的“再教育”。可我看到的是这些贫下中农出工不是为了“学大寨”，也不是建设“农村红色根据地”，更与反对帝修反无关，而是为了记上当天的工分，毫不含糊。白天干活，晚上记分，这就是农民一天的大事。我们在妇女队长带领下干活的时候，不管是成年的大婶、大嫂，还是没有结婚的女孩子,都会说一些粗俗的笑话，而且说得笑得都特别开心。每当她们要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把耳朵堵上。我们就把正在摘的棉花瓣塞在耳朵里，或者干脆用手捂上耳朵，站在那里等她们说完。如果和男社员一起干活，常常看到男女社员间打情骂俏，还会看到目不忍睹的男女社员的“打斗”表演。看热闹的社员都乐得前仰后合，这似乎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大娱乐。他们的世界实在是太荒凉了。

虽然大会小会都在讲“接受再教育”,我也渐渐麻木了。我不再每天考虑“扎根农村干革命，双手绣出地球红”的宏图大志了，而是希望帮助这里的人们摆脱像原始社会一样落后的生存状态能干点儿什么。这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广阔天地”,“阶级斗争”的实践就是一开大会，不管什么名目，都要把队里仅有的两个地主、富农揪上台去。这两个“地、富”和他们的子孙都是全大队最老实最能干活的人，几乎从不说话，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即使把他们斗死，其他社员的生活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只是一个广播里报纸上的口号而已，因为这里没有一分地能让我们种上最需要的蔬菜，更没有实验田让我们育苗、育种，我们能做的只是和社员们一起出工，记工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新鲜感逐渐褪去，贫下中农的好奇心也已经消失，真正变化的只是：这个穷僻的山村多了几个不怎么会干农活的农民，这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新增加了几个并不缺少的劳动力。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