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歌 (1): 去一个未知的世界

来源: 旭子于 2026-01-15 07:52:33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去一个未知的世界

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被告知：复课闹革命。远离课堂、书本两年多的我们回到自己的教室,可等待我们的不是复课，而是“军训”。我们的编制从学校的“班”变成了军队的“排”，排长由军宣队任命,“排”的日程包括接受军训、学唱“红歌”、学跳“忠字舞”，还有每日三次挥舞"红宝书"对着领袖像背诵"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

夏季过后，我们的世界里每天都响着这样一段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从军宣队的宣讲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和工农结合”很快与“上山下乡”画上了等号。对我们来说，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结合，就要到农村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从两年多的狂热中安静下来，报名上山下乡。我在学校和朋友们议论，在家里和姐姐探讨,对上山下乡的决定虽然兴奋，却也迷茫，虽然坚定，也会疑虑。那毕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未知的世界，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无从想象。

读小学时，我看过一本叫《边疆晓歌》的书，后来又看过一本《军垦战歌》，知道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许多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到边疆落户，参加农业劳动。他们建设祖国的理想，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最钦佩的是一个叫鱼姗玲的上海青年。在文革中我才知道了他们去边疆去农村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他们没有了在城市升学就业的可能，不得不“选择”去那里的。文革前，我们市也有一些被动员下乡的青年人，我的邻居于长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下乡之前，班里分成几个组开“鉴定”会，实际上是划一个“路线斗争”的界标，给每一个人都打上一个“烙印”。我被划分到的小组里有一个文革中参加红卫队，在校内校外都打过人的成员，似乎取得了随意给别人“定性”的“特权”，他主宰着鉴定的调子。我和其它糟字派同学被写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路线觉悟低，被走资派蒙蔽，站在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边，站错了队”,他则朗朗上口的念着给自己的鉴定：“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积极参加运动，勇敢和走资派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种气势，无知和狂妄，让我无语。而就是这个鉴定，要装进每个人的档案，跟着我们上山下乡。下乡之前,我们全“排”同学被分成了六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做自我总结,再由组长评价，做出鉴定。据说这个鉴定要装进一个叫“档案”的东西里，跟随我们“走入社会”将终生不离不弃。我不想背着这个包袱到农村去被歧视，被压制，经过文革锻炼的整人者在我心中真的很可怕，我忧心忡忡。

排”里开大会时，三个申请因病留城的同学念了各自申请，大家表决一致通过。还有一个同学断断续续、小心翼翼地说：“没有下乡要带的行李、被单、脸盆等用品，请求学校给予补助。”议论声中，一个男生不屑地嘲讽："是要嫁装呀？"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这个同学没有得到任何补助。看到班里掌控话语权的某些人对家境困难同学的冷漠无情，我对自己下乡后的境遇又增加了一丝担忧。

我把经历的这一切和想到的问题告诉了姐姐，姐姐提出：既然我们俩都要下乡，那我们就去同一个地方好了。从决定下乡的时候起，我以为只能和同班同学在一起，没想过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爸爸妈妈听了姐姐的话，觉得有道理，我们去一个地方即可以互相照顾，又可以让家里少一点担忧。姐姐说，她下乡的地方是偏僻山乡，交通不便，贫穷落后，比我要去的地方苦得多，我要求去那里，学校没有理由不同意。我和姐姐的要求得到了双方学校的批准，我们要插队的地方是绥中县范家公社条石沟大队。

姐姐告诉我，分在她一个青年点的同学加上我共10个人，都是“糟字派”，带队的邢长利是校革委会的委员，也是“糟字派”。我想到不会和给我做鉴定的人到一个地方去，不会挨整了，心里顿时轻松起来。可是，我也不能和慧洁、刘临、柳力利、国丽文在一起了，要离开我的糟字派战友们了，我就要告别锦州中学了，心里还是很难过。

10月6日一早，我赶到慧洁家，和她的一家人一起送她去车站。在站台上，她的姥姥、妈妈放声大哭，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的哭，她们的哭声和站台上所有送行人们的哭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我和慧洁紧紧地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火车徐徐开动，我们挥手告别。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里无比空虚。终日厮守在一起的朋友，可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朋友，带给我无比温暖、友爱、信赖的朋友和我分开了，离我远去了，不知何时再聚，不知能否再聚。我不去擦脸上肆意奔流的泪水，在心里说：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再见了，我的少年时代。

我要离开那个读了两年书，闹了两年多“革命"的学校和那个被折腾得面目全非的班级。从此，山水相隔。从此，各奔东西。我和姐姐又有了我们关于理想、前途、奋斗目标的设想，我们每天都唱着那首至今都不曾忘却的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从此，我和姐姐和我们的同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青年”。它的队伍在短短的几年内，达到了一千七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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