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11): 血色黄昏

来源: 旭子于 2026-01-12 08:14:56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那是绝食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刚成立不久的“红闯将”与“联委（好字派）”发生了冲突，联委找来了锦州师范学院的“好字派”组织“换新天”助威。我和张慧芳等几个同学正在操场上的时候，一大队人就从学校的南大门跑了进来。我清楚地看见跑在最前头的一个人，他两手摆动得飞快，跑的速度像运动会上的百米冲刺，特别是他的脸上满是杀气。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赶快摘下袖章”，我们迅速把别在衣袖上的“红闯将”袖章摘了下来，悄悄地放进衣袋里，然后从学校的北门溜了出去，走进铁路医院门诊部院里。

我们在医院里呆了一会儿，不知道学校里会发生什么事，想回去看看。刚刚从医院的大门走出来，突然“换新天”的一伙人冲了过来，大声质问我们是哪一派的，我们沉默着,走过来几个联委的同学指认了我们“糟字派”的身份。为首的那个人气势汹汹的走过来，手上已多了一根木棍，而且是四楞形的木棍，不由分说，对着我身上就是一顿乱棍，打在我的脸上、肩上和上臂。其它的人也跑过来，对我旁边的同学也是一顿乱棍。我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恐怖场面，恐惧完全笼罩了我，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到他们离开，都没有停下来。我突然对自己好失望，原来我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我只是一个胆小鬼啊，对做一个江姐那样的英雄的想象突然间破灭了。

这是我在文革中唯一一次被当众殴打的经历，我没有对妈妈和姐姐说过，也没有对慧洁和刘萍说过。我从来不敢提起,但我对那个场面一直都没有忘，特别是那个手持棍棒打我的凶手，那张凶残的脸。我不止一次地想，他是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一个注定当老师的人，也许他一辈子都做老师，那么，他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啊！做他的学生，该多么不幸！

这次挨打，没有让我退缩，反而坚定了我的“糟字派”观点和在运动中锻炼自己的决心。我想，一伙手持棍棒的大学生，不是来讲道理，来平等辩论，而是来打人，这得多么虚弱，多么野蛮啊。这样的人所秉持的“好得很”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用棍棒和毒打换得了我的鄙视和憎恶。还有我们学校的“好字派”，不是用说理和辩论对待本校同学，却“勾来”一帮暴徒以势压人，这算什么左派和革命行动，我气愤极了。

有一天,全市“糟字派”在车站广场召开大会，喊出了“火烧吴忠，炮轰吴忠”的口号。当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经过市建筑公司大楼时，突然一阵劈头盖脸的砖头从楼上抛下来，有的人应声倒地。一时间，队伍大乱，但汹涌如潮的“糟字派”很快就在领队的组织下，对大楼上挑衅的“好字派”进行了反击，大约有成百的人冲进大楼又冲到楼顶，砖头瓦块再加上拳打脚踢，一场混战后，双方都有一些人被打砸得头破血流。楼上的人在喊：“上来几个同学帮助包扎伤口！”我想也没想就跟着人群跑到建筑公司的大楼里，找到救护包，顺着楼梯又登上楼顶的晒台，给受伤者包扎伤口。“糟字派”里有人喊“不要给行凶者包扎”，我没理睬,一个受伤者都不放过，根本没管他们是“糟”还是“好”。

这是我身临其境的唯一一次武斗。那一年，武斗多得数都数不清：铁委大楼，医学院、一高中、二高中、二初中、步兵学校、海军学校、陶瓷厂、纺织厂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发生在大街小巷的武斗更是随时随处可见。

一天晚饭后，我和姐姐去街上听辩论，在上海路和人民街交界处，遇到了一场武斗。几个穿海军服装的人被一群“好字派”围在中间，正在拳打脚踢，一边不断地恶声大骂“灰耗子”。被打的是海军通信学校“兵团”“总队”的“糟字派”，他们是锦州市“糟字派”最有力的后盾和精华。不一会儿，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了，但一直都没有还手，还在和打人者讲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道理。最后，他们被“好字派”推上了大卡车,拉走了。姐姐被这场面震惊得哭了，她说“好字派”真是不讲道理啊，还是“糟字派”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件事过后，她加入了“糟字派”。

我也一直对“糟字派”抱有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参加了绝食和守楼，和这些同学同吃同住，同活动，感到他们或豪爽仗义，或稳重朴实，或憨厚耿直，或敏行讷言，或足智多谋，或能言善辩，或独立思考，或才华横溢。

有一天，我在一个街头激烈辩论的人群中，看见了一张充满激情的面孔，五官清秀，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脖，前胸和后背各垂下一尺多长，特别像我脑海中《青春之歌》里的“许宁”，他正在演讲“糟字派”的观点，慷慨激昂，煽动力极强。我回到家告诉姐姐：“我今天看见许宁了。”然后描述了那个青年的形象，姐姐说：“什么许宁啊，那是我们学校的杜庸。”后来杜庸成了我熟悉的人，我也常常当面背后叫他许宁。

我还看见一个常去我们家找姐姐的同学，怀中常常揣着一本书，时刻闪着机警的眼晴，行动敏捷而沉稳，特别是当爸爸妈妈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特别像一个地下工作者，让我想起卢嘉川来。

生活在纷繁的乱世之中，我的神思总会游离到幻觉中，把我所处的时局当成一场革命，想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是在为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奋斗着。不管险恶的环境如何让我们寝食难安，东奔西逃，我都没有动摇过做一个“糟字派”的信念，我一直都相信，这是一个和“好字派”不一样的团体。

我校一个“糟字派”的同学候文礼在文化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被一群“好字派”的本校学生劫持到场外，光天化日之下，毒打了一顿，打得特别重，当时就鼻青脸肿，血肉模糊。这个暴行激怒了“红闯将”的“战友”。紧接着，一个暴行又发生了，我们学校的老师邓沛林，只因为是“好字派”的观点，跟候文礼的被打毫无关系，却被当作了“报复”的对象，他被一伙“糟字派”劫持并打断了踝骨，扭曲了脚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两派之间的观点之争竟然发展到生死之战，变成了不可理喻的互相残杀。

我们不是为了反对二·八社论，支持杜良，保卫新兴工业吗？可新兴工业在哪里？杜良在哪里？从什么时候起，这一切都远离了我们，只是和“好字派”成了冤家对头，成了誓不两立的敌人，这就是“路线斗争”吗？收音机里每天都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真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们革命造反究竟改变了什么？我满怀革命理想参加运动，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离开疼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离开舒适温暖的家，甚至时刻想着献出自己的青春生命，却成了“右派势力”成了“反军派”。

我困惑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我想着两年来走过的路，想着两年来东奔西走，四处奔波，为了一个理想中新世界的实现，所投入的所有热情和全部付出。可是，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它真的存在吗？在迷茫和困惑的状态中，我的造反热情终于衰退下来。我不再去守楼，也不去学校，逍遥起来,但每天都会去一趟“红闯将”守楼的据点二高中，看一眼我的好朋友柳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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