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十二）

流沙河 （十二）

 

小学五年，应该是是我人生里最单纯的时光，虽然间或有些小插曲，但总体来说，那是一段没有心肝的日子。

是很期待上学的。 幼儿园的日子断断续续，先是村里有个小姑被指派看管我们这一帮小孩，她家就自然成了幼儿园，最开心的是每天她给我们分发番茄黄瓜的时候, 没有等到冬天，大队很快就成立了幼儿园，在堤边的一个单独房子里，和村子离得有点远，前面有一块开阔平整的操场，原来应该是用来晒谷打谷的，后来村村都只种蔬菜，也就用不上了，连同大队里的那台碾米机。

周围好几个村的孩子都集中到那里，人多玩具少，还得坐得规规矩矩，加上后屋里放着的那口公用的棺木，让我很不喜欢去。

好在没多久弟弟因为踢足球踢到了一个老师身上，被老师打哭了，我们就不再去了，又回到了野疯的日子。

上学去报名，都是哥哥带着去的，父亲嘱咐我们出生要写贫农。第一次去，说还不满七岁，不给报。第二年再去，有了入学测试，忘了田字怎么写，哥哥在门口拿个瓦片，在上面划了个十字，也没有让我想起来，出来他就骂我笨蛋。

跳舞的事并没有影响到我什么，第一次感到威胁，是三年级上学期班里转来了一个女生，从城里来的，不仅说普通话，长得漂亮，字还写得好。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包括老师，虽然我还是班长，但已经光彩不再，课间的时候就一个人默默地练字。

不到两个月，她又转走了，老师的注意力和表扬重新回到我身上，让我第一次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别人的褒贬有了免疫力。

她的出现，也许只是一个测试，看我有没有嫉妒心。不起嫉妒心，不在乎他人的说辞，外加一个能读书的脑袋，这也许就是上苍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

三年级下学期，几乎整个学期，我都忘记了家庭作业。总是第二天上学，要交给小组组长检查时，才会想起来。只能偷偷告诉她，我忘了，求她不要告诉老师。

我曾尝试，回家后打开课本，找家庭作业，但依然无效，那是一段大脑有空白的日子，不影响学习，但总记不住家庭作业在哪。那段时间过后，突然又回到正轨。十岁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和激素开始波动有关系。

小学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我班长，她学习委员，放学后我也常去她家玩，两个人一直好到四年级。有天她收作业本，看到我的，说没有这个人，笑嘻嘻有点挑衅地看着我把我的作业本扔到了地上。那时我学会了繁体邓和东，就这那作业本的封页上写的鄧東生。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默默捡起自己的作业本，从此，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到五年级，有些同学没等到小学毕业就回家去帮父母种地了，可能是分产到户的原因吧，四年级的三个班把我们三班打散，我去的一班，她去二班。初中三年，我在一班，她在二班，都是隔壁班，经常可以见到对方，上下学也会在路上遇到，却再也没有了交流。我这里没有怨恨，也没有伤心，就是突然没了和她说话的欲望。她那里是什么感觉，也就无从得知。小小年纪，就尝到了缘份离去的滋味。

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一直带我们到四年级。她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我刚上学的时候有天饿了，就和在幼儿园里一样，从书包里拿出爆米花吃了起来，她只是走过来轻轻告诉我，乖，上课的时候不能吃东西，记住了啊，就继续给我们上课。

我那个时候好像每个星期都会因为发烧咳嗽要请假去医院打针看病，父母亲好像已经被我折磨习惯了，班主任老师却说，这怎么行，每天早上带我在操场跑步，跑了一个学期，好像我发烧就没有那么频繁了。

她给予我的那份呵护，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以至于在后来的求学路上，能坦然面对种种。

期间因为有个老师病假，她去顶那个老师的课，我们就由敏老师带了一阵子。

敏老师是个不怎么合群的人，那个时候她应该六十好几了，已经退休了，临时被拉来应急。

她喜欢抽烟，是学校唯一一个长期穿裙子的女老师（现在想想应该是那种比较宽大的旗袍）。她一个人住在学校给她安排的一间宿舍里，宿舍的门楣上方有个红色的铁牌子，写着光荣军属。她带我们课的时候，是我们一年级的最后几个星期。她的字写得龙飞凤舞，我们只觉得好看，但认起来很有些费力。父亲说她写的是草书。

再大些才知道原来另一位老师是她女儿，我跟父亲说，怎么一点都不像。父亲说，敏老师原来家里可不一般，听说她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姨太太，她儿子是飞行员，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她儿子牺牲后可能是受大房排挤，也可能是她太伤心，就带着女儿从上海回来了老家，在魏家湾小学谋了份教职。解放后，因为她丈夫的身份，她娘家都和她断绝了来往，女儿大了后就嫁给了村里老村长的儿子，算是找到了庇护，因为她儿子是抗日牺牲的，操作下也就不提是国民党的飞行员，给她弄了个光荣军属的身份，才不致于挨整。

我们四三班被打散，是让我有点伤心的。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分别的滋味。虽然后来好些同学没继续读五年级，也就没再见过面，但四年级那年冬天大家一起从家里带来塑料布订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上挡风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还有那个冬天期末考试的时候，那天下的雪真大，班里最高的那个男孩子从学校门口卖糖果的奶奶那借来的手炉，捂热一下手赶紧传个下一个人，整个考试的时间，就那样安静地传下去，也历历在目。

小学里快乐的时光是很多的。春天来了，校长会带着我们去学校后的江堤上采风，让我们观察那些遍地的白色的小小的有重重花瓣的野花，哪些是含苞待放，哪些是含苞欲放，为什么含苞怒放说不通。

放风筝比赛也是在江堤上，都是自己做的风筝，男孩子居多，女孩子拿着浆糊和报纸做助手，看男孩子们从堤上往堤下跑，紧张的心情在看到风筝终于飞起来之后就是雀跃，转瞬又担心风筝会被堤下的老杨树们给挂住，会急急地喊，放高点呀，放高点！一个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的下午时光。

规模最大的聚会是女排三年冠的那一天，应该还在放暑假，一早校长在大队喇叭里喊，让我们都回学校看电视转播。那时候很多家里没有电视机，学校的那台应该是校长家的还是哪个老师家的，被放在了主席台上，我们以班级为单位，都拿了凳子坐在操场上，好多村民也来了。

到了五年级，开始咂摸出一些世事的滋味。我们男女篮球队都在公社比赛里拿了冠军，通知我们去区里参加比赛。是个星期天，秋天天还有点凉，我们一早赶到学校，穿着毛背心还有点冷。校长去大队里要的汽车，车刚拉过煤球，没来得及清扫，有一层黑煤粉。为了不弄脏自己的白球鞋，我们都紧紧抓住车棚里的铁杆，尽量不动。即便这样，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兴奋。两个多小时到达区委，被告知比赛是上个星期天。校长几番交涉，让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学，来了队男队，和我们男队比了场赛，女队没有比赛，只让我们观看。不记得谁赢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忆出了什么偏差，我觉得当时我很明白是公社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故意通知我们错的比赛时间的，因为他的队输了，我一直记得他当时有些气急败坏的表情。

校长什么也没有和我们说，带我们去了汉阳门，每个人都抱着篮球和长江大桥合影留念。还偶遇了在江边拍电影的一群人。那个主演穿的一身笔挺的白色制服，应该是船长。

我总记得秋高气爽的日子放学回家，走在田埂上，大队广播里就会准点传来那个小女孩说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甜甜的声音。这应该是最能描绘我童年心境的画面。虽然期间父亲唯一一次动手打了我。确切地说，是动脚踢了我两下。

应该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下午放学后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房前做什么，哥哥突然在我身后推了我一下，我踉跄向前，他趁机拿走了我的小板凳。我摔没摔着不记得了，但我哭了，正好父亲下班回家，不问缘由，吼了我一顿。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

也没有走多远，就是出了村子，也没有地方可去，刚开始想到可以去外婆家，但天色渐晚，害怕一个人要走那么远的路，就在村外和大队之间来回晃悠，去过大队小卖部转了几圈，也没有钱买什么，不想晃着晃着，还是被父亲逮个正着，虽然有次远远听到他往小卖部这边找来的声音躲开了。

父亲很是生气，抓着我的手臂，说这么小你就敢跑，看我不打断你的腿！一脚就踢了过来，被我弯腰躲过了，他更生气了，第二腿我就没躲过。哭喊里我说的大意是明明是哥哥打的我，你吼的却是我，这个家我不要了。

父亲瞬间没了脾气，立马开始各种哄。后来我一直跟他说，他表面上他有多宠我，心里就是多少，多不了一分。但他心里对哥哥的爱不知要多多少，只是他藏着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种感觉，也许就是从那天开始的。不知道那么小的我为什么会如此认定一个人的本能反应，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

父亲一直不知道哥哥打我的事，很多年以后，我都读大学了，有天他很骄傲地说，你哥哥是断手（一种手纹，好像是智慧线横穿整个手掌），打人会特别重特别疼，所以从小我都不让他打你们，听得我和弟弟都呵呵起来。告诉他从小学开始，哥哥每天放学后都会打我，一直到他离开家去读中专了才停止，多半是拿生火用的火钳（铁打的）抽我。父亲惊诧不已，说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看过父亲打哥哥。我四五岁的样子，夏天下雨，我穿着哥哥穿小的拖鞋在村里走，哥哥抢了拖鞋，不让我穿，我就只能站在人间的屋檐下边躲雨边哭，因为我害怕赤脚走路，从小就这样。

父亲下班路过，看到我那样，问了原委，回家就凑了哥哥一顿，凑得他又哭又跳，看得我心疼，觉得他好可怜，决定以后再也不告他的状了。所以每次被他打，哭一场就算了，也哭不到父亲下班回来那么久。

到英国后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家暴，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阴影。如果不是父亲提起，长大后的我们几乎都忘记了那样的场景。哥哥不好意思的笑着，没有一句辩解。六岁就开始给我们做饭的哥哥，还要天天面对一个学霸的妹妹，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也不是我能够体会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