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9): 我绝食了!

第二章  少年迷茫

9、我绝食了!

1967年5月16日是一个特别晴朗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要参加锦州市“糟字派”的大游行，游行结束还要召开大会，宣布锦州师范学院和锦州一高中学生进行绝食抗议。

随着“糟”“好”两派斗争的不断升温，誓不两立的局面完全显现。3月6日，市公安局（实际上是由好字派掌权的群众组织“公安公社”）在四十军的坚决支持下，发布了“三·六通令”，将“锦州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造反团”、“锦州市陶瓷厂毛泽东主义造反总部”，“中南海锦州工学联合革命造反总部”三个群众组织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并逮捕了“糟字派”组织的头头李佩和。

“糟字派”队伍里一下子出了三个“反动组织”，而且还是全市学生、工人中的先锋和骨干， 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糟字派”似乎要土崩瓦解。

4月6日，从北京传来了《中央军委命令》，简称为军委十条，其中第三条“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糟字派”找到了依据，于是上街游行、抗议，要求公安公社取消“三·六通令”。可是好字派也会“各取所需”，因为命令中还有“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的字样。

随着斗争的日益白热化，支左部队的傲慢，“好字派”的“仗势欺人”，“糟字派”的怒火终于爆发，于是，一场让全市沸腾，震撼全国也惊动上层的“绝食斗争”发生了。

声援绝食的游行要在下午一点举行，那天中午，我既兴奋又激动，想着一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些大学生、高中生的哥哥姐姐们要用绝食斗争来抗议将他们当作反革命镇压的公安公社及其强力的支持者四十军。

想着那些在小说中，电影中出现的场景竟会如此近的发生在我的身边，心情无法平静,等不及吃中午饭，便和来找我的铁梅急匆匆赶到学校。那天的游行，纪律好，口号齐，超过以往。整个队伍行进的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比任何一次都多，不时有拎着铁壶、暖瓶和水杯的人走向队伍，把倒好的水送给游行的人喝，队伍经过石油六厂的时候，我也从一个老工人的手里接过一杯水喝。这些围观的人群就是“好字派”口中的“马路兵团”，“牛鬼蛇神”的大杂烩。我不知道锦州市的“牛鬼蛇神”为什么这么多，那遍布街巷胡同，无处不在的“马路兵团”充斥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难道这是一座遍布“牛鬼蛇神”的城市？

下午5点30分游行队伍集结在公安局门前，主持者宣布绝食开始，国际歌响起，当那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进入我耳膜的时候，我和慧洁的手不由自主的攥在了一起，我们四目相对，眼泪簌簌落了下来,我俩几乎同时说：“我们也参加绝食吧！”没有片刻的犹豫，没有一分的迟疑，一个关乎生命存亡的重大决定在两个少年的激情时刻做出了。那时，我知道了什么是“热血沸腾”。和我们同样同时做出决定的还有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柳力利。

持续十天的轰轰烈烈的绝食斗争开始了，我们静静坐在公安局门前的人行道上，周围是层层围观人群，群情激昂、兴奋，满怀热情地支持、赞赏“绝食小将”。我在参加绝食的一高中人群中发现了探望同学的姐姐。姐姐当时还没有参加“糟字派”，看我在绝食队伍中极为震惊，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自豪地对姐姐说:“我要参加绝食了，做一次最后的斗争。我要在革命的红旗上洒上自己的鲜血。”姐姐呆呆地看着我，说不出话。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觉得饿了，才想起中午的饭都没有吃，绝食才刚刚开始，我就已经饿了两顿了。凉风袭来，我知道了又冷又饿是什么滋味。我双手抱膝蜷缩着坐着的时候，姐姐抱着毯子和棉猴来了，还带给我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我的日记本、钢笔和一个手电筒。我将毯子叠成两折铺在地上，和慧洁并排躺在上面，再把棉猴搭在身上，不冷了。饿得睡不着就说话，说不动了，我掏出笔和本，用手电筒照着，写下了我绝食第一天的日记。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听见姐姐在喊我，她抱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水壶，给我送水来了。我告诉她，这里可以喝到水。姐姐说，是妈妈大清早装好的水，一定要让我喝。我的肚子已经饿瘪了，赶紧抱着水壶咕咚咕咚喝起来，水是酸的，还有些甜，舔舔舌头，真的又酸又甜，味道很好。我问姐姐是什么水，姐姐告诉我，妈妈在水中加了糖和醋，而且摇晃了很长时间，都达到了饱和程度。我赶紧叫来慧洁和柳力利喝水。一壶水很快喝完了，姐姐用毛巾帮我擦了擦脸，带着壶走了。下午姐姐又来送水，告诉我，妈妈又在水里加了点盐，果然喝起来味道怪怪的。

晚上已经很黑了，姐姐又来送水。就这样，在我整个绝食期间，姐姐每天三次奔波于家和绝食现场，“源源不断”地给我送来饮用水。这水滋养了我，也滋养了慧洁和柳力利，还有一个我在绝食场里认识的姐姐。这个姐姐叫王桂荣，是师范学院的学生，二十二岁了，是一个共产党员，她紧挨我躺着，每天都和我说话，给我讲她去农村参加“四清”的经历，叹息我们年龄还小就绝食。我请她和我们分享姐姐送来的水，她也教给我她的方法，将一粒大粒盐含在口里，反复做漱口状，虽然又苦又咸，但我们还是坚持着，将唾液咽下去。

喝饱了水的肚子还是饿得慌，第二天晚上，就开始疼，是妈妈讲过的“绞痛”。除了躺着，别无它法。三天以后，我的肚子不疼了，好像全身都没有什么感觉了，站起来时觉得轻飘飘的，站都站不稳了。最困难的问题是上厕所，每次要几个人一起去，还要拉着手，否则就有可能摔倒了爬不起来，去厕所的路上要走走停停，每一次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能去的只有二高中的公厕，需要穿过解放路和二高中的操场。离我们最近的是公安局的厕所，我们无权进入。不管我们的身体多么虚弱，不需要一阵风来刮，就能随时摔倒，但我们就是无权进入公安局的厕所,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反革命，就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对我们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们每天躺在那里，看着蓝天变浅、变淡又变深、变黑，看着白云飘过来又飘过去，看着围在绝食现场的密密层层的人群，像钉在了那里一样，仿佛永远不会离去。每天听着公安局大楼上的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揭露锦州市走资派杜良蒙蔽“糟字派”进行反革命绝食的喧嚣，听着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好言相劝”。我们也听得见“糟字派广播站”读着一封封来自首都“红三司”、辽大“八三一”、内蒙“呼三司”、抚顺、鞍山等造反派组织的声援信。我们还像欣赏高空杂技一样地看着辽大“八三一”的头头张祥久带着几个学生爬上公安局的大楼，摘下了楼顶上那个日夜恬噪的大喇叭。外地造反派不仅写了声援信，还有大队人马赶来现场声援。公安局门前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市场，每天都有“好字派”的宣传车、四十军的宣传车揭露绝食“阴谋”，鼓吹“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和用汽车拉来食品、药品；另一方是全市的“牛鬼蛇神”为“糟字派”叫好，为绝食行动打气、助威，还有绝食学生的亲朋好友洒泪哭泣和绝望呐喊。这个场景，一定是锦州市有史以来最有特色的绝版画面。

绝食第五天的时候，接二连三有人昏厥，每天都会有绝食指挥部的人带着救护车到现场巡查，将昏厥者抬上救护车送去医学院救治，输入葡萄糖，医学院的教学楼成了绝食者的大本营。柳力利和王桂荣大姐姐也被抬走了。

5月22日，我已经不能走动了，全天躺着，整个身体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好像所有的器官都不存在了。我想，我是不是再也不能站起来了，我还能坚持几天，是不是能挺到最后，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饿死的人呢？我觉得离死亡已经一步之遥了，费力地从书包中掏出笔和日记，想写下此生最后的日记。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少年迷茫 (10): “放开我，妈妈!”
• 少年迷茫 (9b): 绝食结束
• 少年迷茫 (9): 我绝食了!
• 少年迷茫 (8): “好”“糟” 之年
• 少年迷茫 (7): 成了“黑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