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7): 成了“黑五类”

第二章  少年迷茫

7、成了“黑五类”

19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口号被提到了重要地位，与此相呼应，学校里开始重视“家庭成份”和家庭出身。

大约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学校里经常布置填一张标明“家庭成份”的表格。爸爸让我们填写“自由职业”，说这是我家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我就这样填了，但我不知道自由职业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这是一个被消灭了的职业，怎么能自由找职业呢？国家是要统一安排一切的，而且“自由”不是一个好词，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是我最早学到的著作，它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放弃了争取一切“自由”。

文革中我因为死保老师成了被关注的目标，整天谨言慎行，不想再被抓住任何把柄，我又怀疑红卫兵们也不懂什么是自由职业，所以再填写家庭成份的时候，我就填写了“地主”，这是我从爸爸写的材料上看到的。这样，我就跟爸爸的成份一样了，况且，这是“地、富、反、坏、右”组成的黑五类中最罪大恶极的一种成份了，我自觉地把自己划入了最劣质的一类，那些盯着我的红卫兵还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填写，我和姐姐的家庭成份就不一样了。这样填写，我的麻烦就来了。第一次去北京回来没几天，红卫兵就缠住了我，要我交出乘火车的车票钱，我气极了，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还因为我是自己跑到北京，不是学校统一组织去的，被认为没有资格享受国家给予大中学生的待遇。可就算我是一个初中生，我也知道，如果我要交买车票的钱，也轮不到交给我的同学啊。卖车票的是车站售票处，剪票的有检票口，查票的还有列车员呢，而我上火车时，一切放行，什么时候国家把这个工作交给我的同学了呢？

我想不明白，晚上对妈妈讲了这件事。妈妈说，乘火车没买票，如果都这样做，国家损失就大了，等于我们占了国家的便宜，所以补上票钱也是应该的,不过学校是不是有这个权利来收票钱，还是铁路局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妈妈，这根本就跟学校无关，我不相信这些要车票钱的学生是受学校委派的，明明就是因为我跟他们观点不同，利用此事来打击我。

妈妈跟爸爸商量后决定给铁道部有关部门写一封信，说明我乘火车去北京没买票的事，作为家长有责任帮孩子把票补上，但不知该把钱交到哪里，所以就随信寄去23元钱,这是往返北京的火车票价。妈妈寄走了信，我的心安定下来。红卫兵还是来找我要钱，我置之不理，既不和他们争论，也不提寄钱的事，我想铁道部收到妈妈的汇款一定会寄回收据的，那时再叫他们看，否则说什么都没用，他们不会听的，他们只会胡搅蛮缠。

想不到的是，妈妈很快收到了铁道部的回信，信写在一张红色标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信笺”上，大意是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中学生赴京串联一律免费乘车的通知精神，你的孩子属于这一范畴，所以现在随信退回您寄来的23元钱，希望鼓励您的孩子继续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落款是铁道部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这封信去了学校，红卫兵照例过来向我索要车票钱，我一声不响，走出教室，径直走到“文革委员会”的办公室，找到任“文革会”主任的原书记赵贵忱，向他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并把那封信递给了他，告诉他，向我要钱的红卫兵还等在门外呢。赵书记看了信，对我说，有这封信太好了，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找你了。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班的一个红卫兵又追上来要钱，我对她说:“找赵书记要去吧，我交给他了。”她找没找赵书记我没看到，但从此这件事就告一段落，没有人再向我讨要车票款了。

几十年后，早已退休了的赵书记生病住院，我去看他。躺在病床上的赵书记还记得当年的那件事，他笑着对我说:“当时我就想，这个小丫头胆子还挺大呢。”其实，我的胆子一点也不大，只是弄不懂，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权利吗？为什么总是有一部分人要压迫另一部分人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初为什么要革命呢？难道就是为了把骑在别人身上的压迫者揪下来，自己再骑上去吗？这也是我一直都秉持的观点，我讨厌不可一世的特权者，反感那种“打江山坐天下”的流氓口气。

红卫兵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个名叫谭力夫的北京大学生发表了一篇讲话，被到处转抄，他大力宣扬的一副对联写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本来如此”。这个蛮横、霸道的对联把家庭出身的问题推到了极点。我理所当然地不认同这个观点。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而不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品质和什么能力。甚至明明是平时很熟悉的人，也完全抛开所有的印象，只看到一个标志：红还是黑。虽然“黑五类”的脸上没有被刻上“红字”，但看他的人眼睛里自有色彩。

有一次我从走廊进入教室时，班里一个“红五类”挡在第一排的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叠纸，在我前面进去的同学得到了一张，然后一声不响地低着头走到教室后面坐下了，我走过“红五类”身边时，又递了一张给我，我接过来看，是一张传单，标题是“给黑五类子女的一封信”,开头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我只看了这一句话，就把传单甩过去，扔在了“红五类”身上，说：“我不是狗崽子！”“那你是什么？”他惊讶地问。我大声说：“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和你一样，是人。”他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我昂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坐在座位上。我很气愤，这个同学的母亲和我的妈妈在一个单位工作，前几天因为被单位的同事贴了大字报，指斥她为“官太太”搞特殊化，而跑到我家向妈妈诉说，我放学后，她还没走，妈妈正在安慰她，而今天，她的儿子这样对待我。

没过多久，这个刚刚当了没多长时间的“红五类”同学也因为父亲被指为“叛徒”而成了“狗崽子”，从此成了沉默的人。我没有兴灾乐祸，我只感到悲哀，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我和他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如果我们换一个位置，我不会整他，因为平等的理念是我从小就懂得的事情，而他不懂。

但是悲哀的事情数不胜数。1967年的春天，我曾看过北京《中学文革报》登载的《出身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为在《血统论》盛行的时代还会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而庆幸。直到八十年代初我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遇罗克已经在1970年就被处以死刑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岁。他的死，仅仅是因为他写了《出身论》

《出身论》提示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只是一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