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的理性来源
2026-1-1
十二世纪蒙古人西征时，整个西方还处于非常黑暗世界之中。蒙古人将大量中华文化和文明带入到了西方，启迪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之光。之后，明末清初时期，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华夏社会，他们一方面传播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另一方面，他们将东方文明不断传回西方，对西方社会的冲击非常大。这时候，西方人才知道文明世界在东方！东方有一个世俗的、安逸的、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富裕、稳定、和谐。因而传教士们最初怀着仰慕之心来学习东方文化，包括学习东方风土人情、姓氏、婚姻、服饰、礼仪、货币、住房、建筑、观天、数学等等。他们学习中文，阅读中文古籍经典，收购或偷盗中文典籍，偷运回西方，在西方社会传播。从传教士大量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东方文明启迪了西方社会，教化了西方民众，冲破西方的黑暗宗教社会，催生了西方文明。
当时，西方社会是原始的神权社会，迷信宗教，人神杂糅，缺乏理性。西方人注重在物质世界的观察，而不懂中华文化里的“道”，更不懂“道”存在于高维度时空之中。在“道器体系”中，西方只学习器，不理解道，也学不了道。因而，西方的直线思维认知体系只是在“器”的三维时空里，只是在“器”上打转。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社会不存在“道德”、“认知”、“礼仪”。他们只有神权，只有宗教。由于西方社会缺乏理性，非常极端而血腥，经常发生宗教恐怖、宗教判决、甚至宗教战争，以消灭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和群体。
华夏社会“依天道，行人事”。依照东方的认知体系，形成华夏社会的基本礼仪制度。这同西方宗教社会的文明构建完全不同。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构建的，宗教是由人产生的。所以西方社会，人是神的奴仆，人不可能成为神。而牧师则是神的化身，代表了神的意志。因此，牧师、传教士和教会掌握在社会和人的生杀大权。而社会的管理和公共福利等也依靠教会和牧师，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税收、学校、养老等，都在教会管辖。这样的神权社会是黑暗的，荒谬的，恐怖的，因为宗教社会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缺乏理性，神权的极端主义后果直接导致灭绝人性的社会惨案。这样的社会“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在神权社会里，人没有自由，没有理性。宗教以神的名义，侵占所有的权力，剥夺民主和民生。因此，宗教统治的西方社会没有自由，民主，科学，被称为愚昧、恐怖、黑暗的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前的黑暗世界里，西方社会没有姓氏、没有礼仪、没有时间历法，没有天文观察台，没有文明史的。而在华夏传统的认知体系里，神仙基本上都是人变成的，人在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之后就变成了圣人，圣人就是神仙。
从黄帝开始，中国社会（神权分离）祭祀和政府管理功能相分离，祭祀政务不相干的管理模式。黄帝“察三辰于上，迹祻福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歩有常而不倍，命容成作盖天，综六术以定气象。”说明黄帝命容成依据盖天论作历法，定天地之气。《吕氏春秋·勿躬》[1]大桡作甲子，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由此可知，黄帝时期，占日、占月、占星气、制律吕、推甲子、做算数是所谓六术矣。归纳起来，六术分为巫术和方术。巫术（占日、占月、占星气）可以通天，与天通联，为神服务；方术（制律吕、推甲子、作算数）可以联地，与地相宜，为民服务。并且每一任务都有官者司其职，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黄帝离世之后三百年，社会治理开始紊乱，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开始错位，少昊氏重振黄帝之治，再修黄帝之道。少昊之后数百年，社会管理制度再次错位，以至于“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九黎乱德，民神不分。此时的华夏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神权统领，祭政不分，黑暗的“人神杂糅，不可方物”的神权社会。
大约在五千多年前，颛顼大帝就有“绝地天通”的故事。《国语·楚语下》记载：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就是指对天、地、神的祭祀，由专门“重”负责巫师工作，对民间祖宗祭祀，以及卜噬、方技、巫祝等，由“黎”负责民间管理。恢复到黄帝时期的人神分离、祭祀、行政分工管理的理性社会。彼此天地之间、民神之间，无相侵渎，不可混乱。由此形成了限制神权，祭政分离，注重农耕，解放思想，信仰自由的理性社会。在农耕时期，只有理性社会在能关注农耕和相应的习俗，只有社会的理性才能保证社会生活在和谐之中。而神权社会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非理想原则来处理社会矛盾，因此，神权社会很容易走向极端。“绝地天通”就是要回归到理性社会，避免走向神权社会和走向极端社会。
高阳氏政权大约经历了三百年，在高阳氏末期，“绝地天通”之事仍然时有发生。《竹书纪年》记载，“颛顼末期，术器作乱，帝喾平之”。帝喾辅佐高阳氏末期之时，一位称为“术器”的大臣作乱。帝喾平之，所以登基为帝，称为高辛氏。高辛氏之后，帝挚执政，这时候，三苗作乱，帝挚无力平叛。帝尧平之，因此，帝挚禅让，帝尧登基。《尚书》记载了此事：尧帝时期“三苗作乱，尧帝平之。尧帝再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远古历代圣人的反复修正人神关系，祭祀关系和天人关系，中国社会才避免进入一个神权社会。否则，中国社会就会是一个神权社会，而难以和平、延绵不绝数千年。幸运的是，远古华夏社会在经历过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的几代圣人的矫正，修改，不断推行社会理性原则，古老的中国社会才避免了黑暗的神权社会而进入到了理性的农耕社会。
华夏社会进入三代，圣人二千年的探天索道，不断提升华夏社会的理性，开启华夏文明的道德属性、认知体系、礼仪体系。此时的易经，存在不同的形式，夏之《连山》、殷之《归藏》，虽然简陋，粗鄙，没有文字，易经却能证明华夏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进入到了哲学之高度。周文王羑里演易，提升易为道家理论，易卦虽然仍然被广泛用为占卦、卜筮、解梦等等，然而，易无疑成为了古老的典籍理论。周公赋予易卦文字表述，使之成为《周易》，后世得以学习和传承。周公的象、卦、爻、词，为孔子注释易经《十翼》提供了基础。数千年的探天索道，华夏社会圣贤们累积起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包括道德、认知、发明、创造、风俗和礼仪等等，到了老子和孔子时代，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就是对以往数千年历史探道的总结和升华，对易经的“阴性”解释，孔子对古籍的收集、整理、删减、汇编，使得古老的华夏文明升华为独特的道家理论，《周易·十翼》时孔子对易经的“阳性”解释。华夏社会经历过老子和孔子圣人的无量功德，已经成为了充满哲理的理性社会，并且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老子孔子之后，华夏社会再也不可能放弃社会的理性原则而走向极端的神权社会。这是华夏文明的教化的结果，华夏传统文化的教化是贯穿历史的原则，并且非常成功。
[1] 《传世藏书·吕氏春秋》【秦】吕不韦撰，海南成诚文化集团出版，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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