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四章 飞鸟各投林 （一）“四人帮”的归宿及其他 （二）云南烟草巨头落马背后

来源: 于 2025-12-30 08:03:08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第十四章   飞鸟各投林

                                                                                          

东方泥俩老口在美国的女儿处,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昆明。

国内的政治形势稳定,拨乱反正的措施取得明显的成效;经济情况大大好转,市场供应充足,职工工资逐步增长,人们的精神面貌极大改观。

东方泥从报纸、杂志、网站上看到许多材料;从朋友、同事、亲属那里了解到不少情况。都是历史的重要记载,也是群众关注的信息,发人深省。综述如下:

     一、“四人帮”的归宿及其他

(一)大吵大闹的江青

江青在隔离审查期间,其住房有一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座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室內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视,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监护员不理她。过了几天,江青还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伙食标准略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制做。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

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点《毛选》,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给顶回去了。进点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江青每天都写日记,一次开饭时,她在吃饭,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马晓先看到她写的:“这些人对我这个样子,连马晓先也对我很不好,她是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开《毛选》,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沉思默想,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滿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977年4月10日,第三个被押送进秦城监狱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员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著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保外就医化身“李润青”,担心失声拒绝做咽喉手术。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次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呑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脫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她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是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随即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住院单。她在住院单上写的名字是“李润青”,“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过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撰写回忆录,名书拟《毛泽东的忠诚战士》。3月18日江青退烧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这时她在枕边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次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纪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与李讷母女关系日益冷淡。      江青跟自己女儿李讷关系处理得不很好,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地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当时的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们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

以后,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趋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明显少多了。

1991年,江青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太太,身体状况相当不好。其实江青长期以来身体都不太好,并已经被确诊为咽喉癌,也曾数次拒绝了给她开刀的要求。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十几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对处境和前途的迷茫、咽喉癌带来的痛苦、以及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因素,绝望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江青对处境感到了不满和绝望……

江青的反常情况。      5月10日,江青突然当众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但未获允许。5月12日,因为听说了江青的反常情况,李讷和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他们。5月13日,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的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一天为什么值得纪念呢?原来25年前,也就是1966年5月13日,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不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江青被任命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江青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你的学生和战士来看你来了。江青字。”

江青故亡的消息延迟20日公布。      1991年5月14月凌晨1时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3时3O分,当一名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吊在浴盆的上方自尽身亡了。

据现场的情况判断,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而绝望的江青趁护士走后,从卧室爬到卫生间,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结成一根绳索,将绳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女性,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当天下午,李讷就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还一无所知。

火化当时,李讷没有到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也都没有到场。李讷只是要求把江青的骨灰盒送给她。

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刋向全世界报道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12年后入土为安。      江青的秘书杨根禄曾经回忆,江青在监狱里曾有遗嘱,希望死后葬回山东老家诸城。1996年江青秘书阎长贵去诸城时,向市委书记说明此事,诸城方面让他转告李讷,诸城老家有凤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骨灰,可埋坟,也可立碑。并说人已死了,如李讷同意,也不必通过办公厅,他们去车拉回即可。阎长贵回京后把诸城市委的意思转告给李讷。李讷表示还不是时候。

中共十六大后,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谈及江青安葬之事时对李讷说︰“不要葬回老家了吧?不大合适,万一有什么事,也没有人照应。”李讷随后提出将江青葬于北京的建议,这一建议最终被批准。李讷随即开始筹办江青的墓地安葬事宜。

李讷以局级干部的身份退休,由中办秘书局管理。爱人王景清是军队副师级干部,家境并不富裕。但作为江青唯一的女儿,为了让母亲入土为安,李讷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万元丧葬费。至此2002年3月下葬之时,江青骨灰入土一事,在其自杀身亡12年后得以完成。

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祭台前的青白石碑被塑料鲜花簇拥,碑文简明,有两个繁体字:一九一四年——一九九四年,先母李雲鶴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

(二)一言不发的张春桥

张春桥进点以后,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语的张春桥对年青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注不少。有时他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1976年10月6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处长孙凤山,把原先“四人帮”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等同志共30多人,集中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认识“四人帮”的罪恶,揭发“四人帮”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许多同志提出,要面对面的同“四人帮”开展斗争,揭发问题。经中共中央“江、张、王、姚专案组”同意,1977年2月对“四人帮”进行了批斗。

例如,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丧事活动,从一开始就进行破坏的罪行。1971年1月8月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江青、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宮举行的群众的吊唁活动,拟安排六万人参加,共五天时间时,江青、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    ,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

此外,还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按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加紧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阴谋策动叛乱等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

1979年4月9日3时,第二个被押送进秦城监狱的是张春桥。

据刘庆棠口述,陈徒手整理的记载:张春桥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长,自己照样看报纸不搭理。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了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助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桥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有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很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大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

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和出庭受审判期间一言不发,但在监狱里却写了一本书,即《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市。是张写给女儿的几十封信。我们一般群众无法看到这本书。李海文在《炎黄春秋》2016年1期撰文介绍说:“有人被张春桥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会纪念张,为他招魂。如何认识张春桥,再度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而写了《张春桥其人》。

文章介绍说:“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1943年“12月8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编入日军‘宣传班’任班长,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日中亲善’,并亲自演讲、演出。还参加日军‘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员干部”。

“张春桥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的党籍问题。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在外调‘七二一’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宋振鼎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4、5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发展了张春桥。后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同宋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组织任何成员的党籍,也包括吴仲超没有见过的张春桥。”

“1950年10月,他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时写道: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为了追求进步,参加了一个上级共产党不承认的党组织,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建国后审干认定张是1938年8月加入共产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按照共产党的审干标准,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有疑点,但并不是假党员。文革是一个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为了维护这些软肋,张春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市革委会组织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张春桥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贤到组织组取走了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同时,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市委组织部,把那两个人调离,设专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2000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姚文元的父亲——笔者注)的历史,整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张春桥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对2500名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同志。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锥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1967年5月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他们认为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他们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等罪名。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他们成为坏人。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他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

类似以上的事实还不少,而且,张春桥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不赘述。

文章最后指出:“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一叶障目,而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三)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王洪文进点以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映。

1977年4月9日零点,第一个被押送进秦城监狱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司机旁。

据刘庆棠口述,在秦城监狱里,“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影,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后排便于议论。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没有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想骂就骂,无所顾忌,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当天晚上就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有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儿一块菜地,就当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有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了,大夫说是植物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后来迟群有病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四人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人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妹们基本上不知道。一路上,兄妹四人的心总是悬着,谁也不说话。到了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待了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王洪武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的时候开了枪,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有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有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到了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过日子,不要背包袱,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话后,话就不多了。

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革”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比其他三人好一点。王洪文最后说:“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已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但是我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崔根娣提出过离婚。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冒,说不定哪天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恰巧在这时形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76年1O月6日8时,王洪文被逮捕。

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

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与她谈话的领导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生,我要等他。”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住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四)冷静就范的姚文元

1976年16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姚文元的桌上。其内容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茲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 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连张春桥看到这样的通知都未引起疑心,而姚文元看后却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他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议之外,从来都没有一次这样正式通知他去参加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有点太突然。

另一个“出格”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而这次仅有4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了怀仁堂。一种对于权力的更大获取,使他又对自己的前程产生了一种幻想。

为了稳妥,便决定去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10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能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心了。

7点40分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武建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的决定。姚文元很平静,没有反抗,只说了一声“走吧”。

姚文元进点以后,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莱,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看《毛选》或《列宁选集》;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7年4月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至秦城监狱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据刘庆棠口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里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人一块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进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点变化。有一次看电影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诉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42岁,他有四十七八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

姚文元入狱后,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一副老实改造自己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除此之外,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以表现积极。

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出狱。他站在那间他蹲了10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家里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狱警严肃地说:“不要客气,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他提着目已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了一切出狱手续。

姚文元在亲人的陪同下,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10年一梦啊!”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之后安葬在妻墓之中。姚妻金英之墓是姚文元出狱后于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着“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而他自己却永远“隐姓埋名”了,这是他事先考虑好了的。

(五)自认罪人的陈伯达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81年1月25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陈伯达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1988年10月底左右,作家叶永烈对他进行了采访(叶永烈《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陈伯达不胜感慨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

或许有人认为,陈伯达业已“盖棺论定”,不值得再论了。不然,陈伯达是中共党史上值得认真研究的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不提组长陈伯达;同节提到九大加强了林、江、康在中央的地位,也不点位居中央常委第四的陈伯达的名。陈伯达自己对儿子陈晓农说:“没有点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我。

按陈伯达对陈晓农的说法,他在《毛选》的编辑与修订工作中,有两篇文章费力最多: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矛盾论》。毛泽东当时看了这篇修改稿,曾给他写信,说︰“想不到修改得这样快。”这两篇文章正是毛认为的《毛选》中的重要工作。

1981年陈伯达假释之后,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当时,陈的家已不存在。假释之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怎么联系,就成了问题。他的妻子在“文革”中闹离婚,被送往山东“疗养”去了;大儿子已经自杀身亡;次子先插队内蒙古,后去河北省当工人;女儿去南方当工人;小儿子由保姆领走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想到王文耀、王保春两人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便把与陈伯达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他们。他们很不情愿接受这个任务,正因为与陈伯达的工作牵连,他们被关押了5年之久,现在又联系,他们有顾虑。领导同志鼓励他们说,现在不会了,这是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

领导同志态度严肃地说:“党中央委托我找你们来,是让你们去看陈伯达,向他转达中央有关他的问题的几点指示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有很多罪行的。但是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他不一定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想管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诉书中只列举了他几件主要的罪行,判决时也只是根据这几件判决的,与其他几个人有所区别。这一点他应该看得出来。他接着说:陈伯达过去给中央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的罪行解释和开脱的。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要求在决议中点他的名,中央为此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所以他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中央的宽大,不要在一些细节上为自己辩解了。

停了片刻,他接着说:告诉陈伯达,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把身体搞好,要养好身体,治好病。等病治好以后,他可以研究些问题,如哲学方面他比较熟悉,写写东西,还是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的。

王文耀、王保春去看了这位久别11年的老上级、老熟人。双方都十分激动。

陈伯达说:是呀!11年了,你们……

保春说:我们被关了5年。

陈伯达说:噢,你们也被关了!关在什么地方?

保春说:关在政法干校,后关在丰台。

王文耀说:我是先关在政法干校,林彪事件后关在大兴县团河农场。

陈伯达听后立即紧握住他们俩的手,他的手激动地颤抖着,嘴里不停地说:我很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家里人,还有和我过去有联系的人,他们都受牵连了吧!我对不起他们!你们都吃苦了……陈伯达哭了。

久别重逢,互相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文耀和保春心里时刻记着自己的使命。郑重地向陈伯达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陈伯达听了中央对他的宽大政策后,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是有罪的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

传达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轻松下来。他俩切开带去的西瓜,陈伯达很高兴地说,我好久没有吃这样的西瓜了。大家边吃边聊,他一开口话题就转到国家的事上去了。他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上一些强奸、抢劫犯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贊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是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杀少数可以,杀多了可不行,他不怕了。

谈到历史问题,陈伯达说:对人的问题要慎重,包括马克思在对人的问题上,都是犯过错误的。这个在审判我时我都讲过,历史问题应有个历史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当然,“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是有罪责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她给我看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

当文耀、保春劝他不要再对一些细节问题上纠缠时,陈伯达说: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头也没有关系。但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批过了头,也忍不住总要辩解几句。

文耀、保春说,你可以看看书,研究些问题,写点东西。陈伯达说:我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领导同志。你们告诉党,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

文耀、保春劝他要养好身体,治好病。陈伯达说:我的腿看起来就这个样子了,病再治也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77岁了,剩下也没有几年了。

当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上回查我的财产时,说我家里还有两万多块钱,他们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送给《红旗》算了。不知给了没有。如果可能的话,给我100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出来,人很难受。还有我家里有一副带色的水晶眼镜,是范若愚同志的,还给他。

这是文耀、保春第一次与陈伯达见面和谈话的情况。后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转到友谊医院,他俩第二次去看他,而且也在过年过节时看望他,随时将他的情况、要求向中央反映,上边有什么指示,也随时向他传达,件件都按中央的意图去做。在这期间,王文耀、王保春向中央转送了他写的长短文章32篇。

后期,叶永烈曾多次访问陈伯达,并发表有文章,从中我们可以得知:

陈伯达家居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三房一厅。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儿子陈晓农和儿媳小张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晚年,陈伯达读书看报写作,依然秀才本色。

每天,陈伯达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他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

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买书了。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每月领生话费10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了购书。这30元的购书费对他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他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

陈伯达的阅读兴趣广泛,偏于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谭嗣同文选》《〈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读书之余陈伯达在思索着。他不断地把自已的思考写成文字,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被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

我细阅了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列举如下,以供读者了解他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此外,还有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在我看来,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和那种犀利的文锋,而是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八十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他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

1989年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小张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医务人员20分钟之后就赶到进行抢救,但已经回天乏力。因天气骤凉,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六)盖棺未能论定的康生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后又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第四卷。“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12月26日。康生在北京病故,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是哲学教研室的人揭发“康生罪行”的。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党校是康生经营多年的一块“自留地”,培植他的势力,也迫害了很多无辜者。所以紧接着又有人贴出了支持揭发康生的小字报。

当时,马文瑞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马文瑞深知,早在文革前,康生曾是人所共知的中央党校太上皇,他指使人批判原校长杨献珍,使大批理论工作者受到牵连。看来中央党校要清理积案,平反错案,康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胡耀邦问:听说16楼有一批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对于这样的小字报,我的态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你的意见呢?

马文瑞:我赞同你的意见。不制止也是有理由的,根据《党章》规定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任何人有意见都是可以提的嘛。

胡︰嗯,问题是,康生虽然死了,讣告中他还戴着三顶桂冠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也是中央研究定的,需要经过同样的组织程序才好摘掉。

马:是呀,那是在1975年,那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据各方掌握和揭露的大量事实看,康生确有严重的问题。至少揭发林彪、“四人帮”无法不牵扯到他。

胡:所以我说,现在不要压制大家的揭发积极性。

马:康生这个人一贯的问题就是极“左”,好整人。

胡:还是那句老话(左传),多行不义必自毙。

事后,马文瑞对“小字报”明确地表示了宽容的态度。通过一次大会,校领导把这个精神传达到了全校干部中,客观上对揭发康生问题做了动员。揭批康生,成了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前奏。

为了把来自各地、各部门的学员反映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报告,马文瑞指示校务部编写一个专门的《情况反映》。康生的不少问题就是通过《情况反映》报告给中央的。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11月13日马文瑞在东北小组的会上率先揭发康生的问题,引起极大共鸣。这次不同寻常的小组发言,被印发会议《简报》,特别引人注目。

马文瑞说︰在我看来,康生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应该说,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时期,我们就认织,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么好,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1943年7月,他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和“敌探”、“叛徒”,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现,紧急刹车,才纠正了错误,挽回了部分损失。解放以后,他是四个问题。

一是理论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我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态度,不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最恶劣的是文革中,他对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动机不纯,没有调查研究,就随意捏造,上纲上线。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点了379负责干部的名,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要统统打倒。

三是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的关系。他极力吹棒林彪,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钱的。”

四是污蔑否定中央党校的工作。康生说文革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完全是不顾事实,满嘴胡言。

马文瑞的这次发言,有备而来,揭发康生的多项罪行和问题,都是与会者闻所未闻的。恰恰在这次会上,陈云也在小组发言中讲了康生的问题。马文瑞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表示“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批判,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摘自《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王彥君文)

康生和谢富治批准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处决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的老人,公安部的代表对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对其进行“封口”,防止他信口胡言。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在他回监室的路上从身后开了两枪,就这样,卢福坦被“枪决”了。

卢福坦是什么人?卢福坦1891年出生于山东泰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卢福坦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

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卢被捕后迅速叛变,并成为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侯补持务。他还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一一供出,中共又遭重创。卢福坦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上海区情报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等职。1949年国民党溃逃时,见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而被遗弃,未能逃到台湾。1950年5月,卢福坦被公安机关逮捕。又时隔近20年,康生又为何要除掉卢福坦呢?

原来,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康生当年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实。通过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实都出狱了。这件事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至于康生是否变节,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人。

后来知道这件事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饶漱石看完卢福坦的这份报告后,将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应的记录。对谢富治调阅卢福坦的交待材料这件事,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令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甚至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康生还找到謝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最终也没有形成结论。

(据《世纪风彩》沙平/文)

1980年中央做出决定,撤销1975年对康生的悼词和讣告,开除康生的党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七)盖棺亦未论定的谢富治

谢富治,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木匠出身。因根正苗红,参加革命不到一年即入党,两年升任团政治处主任,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后调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建国前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59年9月,谢富治调任公安部,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长,一直到1972年3月。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担任此职最长的一位,在此期间,他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折。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了邓小平,诬陷邓小平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称赞谢富治“批得好”,傅崇碧私下向谢富治说︰“小平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谢富治说:“你没有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后来,谢富治与傅崇碧介绍经验︰“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主要元凶。      1966年12月18日,中央决定设立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王光美的历史问题。谢富治虽名为组长,却一直对组员江青惟马首是瞻,在重大问题上完全听命于江青。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其完全成为一个伪证、假证的制造机构,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案前文已有详细记述,在此不再重复。

炮制“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的传单,传单点了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枪杆子,助纣为虐。11月20日,此案在天津被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与。但陈伯达、谢富治却给办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要追查后台,并授意专案组把这个案子与中央领导人联系起来。

1968年4月8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几天后,赵登程拿出《在北京的作战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待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来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专案组又追问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胡乱说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谢富治看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明天就要她写好!”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5月30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材料》。

这样一个离奇、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均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但谢富治仍不死心,一再指使办案人员继续搜查有关此案的“证据”。

公然提“砸烂公、检、法”。      谢富治身处公安系统,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后,工作组人数增加至313人。谢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入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含等人被迫害至死。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1968年4月,谢富治又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意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蔣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话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话动”。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患胃癌而死。      因身体原因谢富治逐渐停止了危害社会的活动。1970年3月26日,还不满63岁的谢富治死于北京。

最早提出要清算谢富治,是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样,死后的谢富治被中央立案审查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的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将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金刚”,陆、海、空、后勤的主要将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当然也依法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判了刑,进了监狱。(据《世纪风采》马儒/文、《同舟共进》吴东峰/文、《党史博采》霞飞/文综合)

(八)煊赫一时的戚本禹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但他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他出于上海,1949年入党。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幸运地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戚本禹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田家英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后来,田家英又推荐戚本禹当上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科长,行政上是18级。

一“文”惊人      1963年8月,戚本禹刋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可谓一“文”惊人。

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和欧阳予倩的话剧《忠王李秀成》。这一下,戚本禹出了名。

不久,他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配合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前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抗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5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肯定和表扬了戚本禹写的文章,一下子使戚本禹名气大振。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田家英被打倒,戚本禹取代了他,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人的秘书,并担任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掌握着中南海的机要大权。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正式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

风云人物的突然垮台。      

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

8月26日,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事实上,毛泽东在抓王力、关锋之后,已经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此时红卫兵也提出了“戚本禹滚出中央”的口号,重压之下,1968年1月14日,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戚本禹被“请假检讨”之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安置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摘自《党史博采》2012年第12期 霞飞/文)

戚本禹的同学高锴曾撰文称︰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被扣上“彭真死党”的帽子,是戚本禹向矿院红卫兵宣布的。他曾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学,比我低一年级,也曾是地下党员,但与我从无联系。2OO1年,南模100年校庆,邀请老校友返校,会后有一个节目是“1945~1949年地下党同志聚餐”,戚本禹虽已被开除党籍,也来参加。他和当年同班的几个党员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责备他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叛变,有的斥责他乱点名,陷害了很多老干部(如张霖之)。戚本禹辩道︰“我是1931年生,而那篇文章写的是1929年以前的事,我怎么会知道?那都是江青、康生一伙在我写的稿中加进去的,至于点名斗老干部,也是江青让我点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些同志,怎么可能给他们扣这些罪名?”也有人斥责他追随江青,戚本禹也辩说:“我们那时都热烈拥护毛主席,毛重用江青,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她?”反问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江青改了你的文章,你会反对吗?江青要你做什么,你敢不做吗?”他所在的那桌大声争论,其他几桌都在静听,和我同桌的原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一位老同志喟然叹道:“戚本禹至今缺乏自责之心,但我认为他讲的倒是合乎实际,“文革”中还有许多事实纠缠不清,需要澄清,需要总结。”

(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九)三进监狱的毛远新

1976年10月6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送进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1982年,有人奉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毛远新住到了奏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1986年经过审判,毛远新判刑17年。毛远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侯,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被搁置起来,我继续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旦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1989年3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哪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

(摘自《党史博览》2008年第8期  阎长贵文)

(十)深感内疚的韩爱晶

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朱成昭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

一番波折之后,12月25日最终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一行人陪彭总乘火车回京。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他觉得彭总就像自己的长辈一样和蔼可亲。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们又把我抢回来了。我心里很明白。

1967年7月21日下午,地院聂树人等人找到王大宾,说昨天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传中央指示︰地院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王大宾说,要批彭总,让北航自己去干,别拉我们地院。

7月27日上午,聂树人等人非常气愤地和王大宾说:“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开批斗彭总大会,把彭总打伤了,大热天,水也不让彭德怀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们也下得了手!他们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还拉来张闻天陪斗……”

顺便说一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对他们学校批斗彭总,动手打彭总深感内疚。“文革”后,韩爱晶曾说“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后被判了15年徒刑)。他解释说:“我和别人不同啊,我是头头,我一动手,别人就跟着动手了,没轻没重,我被判刑,罪有应得。”

彭总确实是由地质学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对彭总等人确实一次也没批斗过。彭德怀传记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有好多学校和单位批斗彭德怀,唯独没有讲到把彭总“揪”回北京的地院——这也是地院师生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揪彭”事件,王大宾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怀被平反后,王大宾又因当年“揪彭”回京之罪被处刑罚。

其实,在揪斗彭总问题上,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没有这一条。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这样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戚本禹辩护,但没有说到事情的原头。事实是,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根据最高指示,中央开会议决定的。

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摘自(《同舟共进》2O14年第7期 阎长贵 王大宾文)

 

二、云南烟草巨头落马背后

东方泥回昆明以后,每一季度有一次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这个时候

他就去呈贡综合研究所一趟,而且都提前两个小时到达,先到孟青家里去聊聊天。

聊了不少情况后,孟青拿出一份剪报给东方泥看:《云南烟草巨头落马背后》,当然说的是云南问题,也是令人关注的要闻。全文如下:

(一)巨头们接二连三落马

文章开头的导语:为什么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要由中纪委牵头办理?油水充足的行业,往往是高官腐败的延伸地。

20O7年7月13日,曾任曲靖卷烟厂厂长,现为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涉嫌受贿80万一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51岁的魏剑是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省继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因为腐败犯罪问题落马的第三名卷烟厂厂长。

云南省烟草系统有关人士说︰“近10年来,云南烟草企业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先后有3个大型企业的厂长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查处,使烟草行业的功臣陷入了振兴企业有方,抵制腐败无术的怪圈。”

(二)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对于云南烟草业堪称“大腕”的3名卷烟厂厂长“前腐后继”的原因,人们在公开场合多将其归结为“他们心态失衡,没有正确把握住自己”。事实上,苹果腐烂不仅要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还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魏剑案发后,昆明街头一度传其案件与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维彬违法违纪案件有牵连的消息。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剑被中纪委直接从昆明带到北京“双规”,协助调查黄维彬的问题。随后,烟草系统便不断传出了魏剑在帮助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和广东老板黄文辉做卷烟商标防伪膜生意过程中收受贿赂80万元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庭审理魏剑受贿案的法庭上,其辩护律师说,魏剑收黄文辉的贿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外界的胁迫。对此,一名与魏剑家人关系甚密的人士证实,身为省委组织部长黄维彬在为黄炜、黄文辉联系向曲靖烟厂推销防伪膜的过程中,充当了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剑打招呼,魏剑不买账,他就让魏剑以其子的名义,在黄炜、黄文辉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赚钱之后,存在国外,遭到魏剑拒绝后,他又一次在宴会上授意黄文辉为魏剑的爱人“換辆本田轿车”。事后的情况是,“车子太显眼”,魏剑没有要,但他收下了黄文辉送给的好处费80万元。

(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其实,云南,甚至更高层的个别领导干部插手云南烟草业谋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他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看到别的领导干部利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就产生了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于是,为了帮助儿子李勃出国和在社会上生存,他利用分管姻草企业的便利条件,为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协调出口卷烟2·3万大箱,使杨荣获利2300多万元,其子李勃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为名,先后从杨荣处索取或收受贿赂1000多万元;为了摆平与情妇徐福英的关系,他出面向香港金时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给徐福英挥霍,徐福英无力偿还后,他又指使云南省烟叶公司经理胡启鹏擅自提高烟叶促销费,使李镇桂从中获取非法利益高达2600多万元。

一名长期参加办理烟草系统大要案的纪检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十分关注高中级领导干部在云南烟草企业中为子女谋利的腐败问题,所以,对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都是由中纪委牵头办理的。”他进一步分析说:“中纪委管辖的案件范围是省部级干部,而云南烟草行业卷烟厂厂长的级别为厅级,有的仅是处级,但中纪委出面办理此类案件,说明对于解决隐藏在云南烟草行业中的高层干部腐败的问题,历来态度比较坚决。

“态度坚决其实也说明存在的问题严重。”这名纪检官员说︰“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的问题,实际上与一名当时在云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0多年的省级干部领导之子牵扯在一起,并且,该领导之子在非法获得利数千万元后,于1994年潜逃到了美国。”而许多消息也不断在证明陈传柏随后同样也是外逃美国,并且现在仍然居住在美国。

而对于被有关部门视为“铁案”的褚时健贪污案。据一名熟悉内情的有关人士透露:“其实当时中纪委的初衷是要查处高层干部违法违纪,从玉溪卷烟厂批烟谋取私利的问题,但褚时健显然是‘不识时务’。结果查处的对象戏剧性地变成了他自己。“仔细查阅当年各类媒体对褚时健案件的报道,颇为意外的发现是:中纪委查处褚时健违法违纪案件始于1995年,3月,而褚时健贪案的作案时间为当年七月。其中暗藏的奧妙,绝对不是用“顶风作案”、“胆大妄为”等习惯性评价所能够概括的。

(四)企业家的命运谁掌握

一名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的云南省学者指出︰“烟草行业作为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不低于300亿元。同时,还承担着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职能。此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资也依赖利润丰厚和实力雄厚的烟草企业。于是,出现了经济工作围着烟草转,烟草企业围着政府转的异常现象。”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云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优秀的烟草企业家。另一方面,烟草系统得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跌落腐败犯罪的泥坑。”云南省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家的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周到,关爱不彻底;如果个别官员想从中牟利的话,被其掌握升迁命运的烟草企业家是很难抗衡的。”

(据《南风窗》2004年第8期·上半月刊  郑滇云 尹鸿伟/文)

(五)省、市一把手接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连七贪污腐败

东方泥说:“看了这篇文章,正如导语所说,‘油水充足的行业,往往是高官腐败的延伸之地。’这篇文章,第一,点了三个云南省级干部;第二,点到了更高层的个别领导干部;第三,涉及到褚时健贪污案时,还有些没有点透的‘暗藏的奥妙’。省长落马以后,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晚七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说:“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按其贪污的数量本应判死刑,因他坦白交待得较好,并有重大的揭发,改为死缓。”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这样的新闻,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大家都期待了解他有些什么重大揭发。后来,各单位组织基层群众看一部李嘉廷如何腐败的电视专题片,片中也没有提及他有什么重大的揭发,将功折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的情节。该专题片只重点介绍他包养二奶花了不少钱的馊事。”

孟青说:“我要说两点,第一,文章中提到的,贪污逃跑的陈传柏与‘一名当时在云南省任重要领导职务10多年的省级干部之子牵扯在一起。’这个重要领导还与你有点联系……”

东方泥用疑惑的眼光盯着孟青问道:“他与我有什么联系?”

孟青说:“有联系。据说,正是这个未点名的,在云南担任省级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根据菅崇智、卞焘、是仁等人打的黑报告,批示要清查218号信箱搞帮派势力复辟的问题,并严加处理,才把厅里以及你等一些人打了下来,按狐光正所说,这是由上而下定的。然而他儿子贪污数千万元,于1994年潜逃到了美国。从此这位省级重要领导人就销声匿迹了。说明他儿子不是个孤立的问题。没有他老子的权势,谁把他儿子放在眼里。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留下来就是专门给你看的。仅凭一封信,又不调查核实,为所欲为,乱批示,随随便便就把一些干部打下去。这涉及到一个人及其家属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群众怎么看这样的省级领导?能搞好全省的工作吗?凡是滥用权力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他干的烂事绝不止这一件,最后从他儿子身上暴露出来了。”

“这样的人怎么当上省里的领导的?”

“问题才露尖尖角。时隔不久,中共云南省委的第一书记高严因贪污巨大,叛逃去了美国,中央在全世界对他下了“红色通辑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他抓回来;另换的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白恩培,又贪污,金額高达两亿元,真是吓人听闻,判了他无期徒刑;再换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秦光荣,还是贪污,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尚不清楚。三个省委书记、一个省长,还有未点名的省委领导干部,接连贪污、贪污、贪污、贪污……;还有三个昆明市的第一书记又因贪污腐败相继落马。这都是有凭有据的,经过调查核实后,法院判决的,登了报,上了电视新闻的。”

东方泥揺摇头说:“省、市一把手接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连七地贪污、腐败、堕落,还不包括拔起来的萝卜带出来的泥。就像过桥米线一样,成为云南的持产,这在我国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照说,鉴于‘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党在领导干部的选用上是非常重视的。”

孟青说︰“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领导干部的选拔。这一批倒下来和叛逃的领导干部,应该是属于第三梯队,否则进入不了这个层次。可是,从报纸上报道的新闻可以看出,不仅在云南,在其他省、中央也有领导干部出了问题。事实证明,少数人选的‘梯队’干部靠不住。干部的选拔要走群众路线。一个干部,只要是当领导,绝不是个空架子,必然广泛接触群众,群众对他的观察是立体的、多角度的、透视的、时空的;此外,对干部要严格管理。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红色通缉令》不设时限,这些贪污腐败分子一个也跑不掉。

“群众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胡耀邦的干部猛打猛冲,自选的干部把国库掏空,民选的干部不中不中,习近平的干部打贪不松。”

(六)《贪官贬》骂得好

东方泥哈哈一笑说:“是的,大体如此。我在网站上看到一篇短文——《贪官贬》,是仿刘禹锡的《陋室铭》而作。我背给你听︰官不在大,有权则灵;利不在多,能捞就行。身价多品,一方霸凌。吃喝嫖赌吹,五毒样样精。谈笑有三陪,往来尽贪丁。可以耍阴谋,研钱经。无逆言之乱耳,无工作之劳形。国人皆怒骂,中央更紧盯。百姓云:判他死刑!”

孟青愤愤地说:“骂得好,群众应该这样变着花样骂,让这些贪官,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无藏身之地。”

东方泥说:“最近我在《云南日报》见到这样的消息,有的单位将要提拔的干部登报征求意见。这才是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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