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麦克之外，麦琪也遇上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小镇奇事”。
有一天中午，正是午餐高峰，一个高大魁梧的当地警察走进店里。麦琪照常向他问好，并询问他想点些什么。警察随手拿起菜单，说要两个特价午餐。麦琪写好单子后报上价格，那警察却不紧不慢地说：“我不用付钱，你们老板同意的。”
麦琪愣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遇到顾客主动“宣布”自己可以免费用餐。她虽然觉得蹊跷，但还是拿着单子走到后厨，向大厨陈师傅和负责包外卖的陈太太询问。两人只是点点头，压低声音说：“刘老板讲过，镇上的警察午餐免费。”
麦琪这才恍然——原来在美国这样秩序良好的地方，警察也会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她心里忍不住感叹：既然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警察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免费午餐，那些贫穷国家警察的“敲诈勒索”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幕让她第一次意识到，社会制度虽不同，人性却是一样的。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位在街上负责检查车辆、开违规罚单的警察。他一走进店门，麦琪便立即做好了“免费午餐”的准备。
这位警察个子不高，身形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文静斯文。他看到麦琪，便主动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约瑟夫。麦琪也礼貌地介绍了自己。约瑟夫点了他想吃的特价午餐，麦琪便把订单传到后厨。大厨陈师傅透过小窗口看了他一眼，便开始准备，随口又说了一句“这家伙”。
在等待的空当，约瑟夫主动和麦琪攀谈起来。他告诉麦琪，这个小镇近几年住进了不少日本家庭，他们每天搭火车通勤到曼哈顿，因此火车比以前拥挤得多；又说这里的公立高中学生特别淘气，纪律性远不如私立学校的孩子们。他来几次之后，便与麦琪渐渐熟悉了起来。闲聊之中，麦琪得知他是意大利裔后代，孩子们已经长大离家，各自独立生活，而他的妻子是家庭主妇。
有一天是周六，麦琪没有坐公车，而是由丈夫开车送她来上班。因为丈夫经常来接送麦琪，与后厨几个师傅也都认识了，有时还一起与他们交谈。这天他送完麦琪，把车停好后，便走进店里与后厨师傅们打招呼。
麦琪正在前台时，透过橱窗忽然看到约瑟夫下了警车，开始例行查车、开罚单。她心里一紧，意识到他即将开罚单的，正是丈夫的车。麦琪立刻冲出去，但还是迟了一步——罚单已经写好了。理由是丈夫的车停的位置方向不对——车尾朝里，违背了停车场入口处的指示牌要求。麦琪丈夫当时并未注意到那个指示牌。
麦琪连忙告诉约瑟夫，那辆车是她丈夫的。约瑟夫却说罚单一旦写下就很难修改。麦琪只好继续央求，让他再想想办法。出乎意料地，约瑟夫沉吟了一会儿，最后告诉麦琪，他可以设法把这张罚单改掉，这样就不必缴罚金了。
虽然那张罚单金额不算高，但对于初来美国、每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的麦琪一家而言，仍是一笔额外开支，能省自然好。麦琪当即向约瑟夫表示感谢，但心里也暗自觉得：他来吃了这么多次免费午餐，现在能帮上一把，也算应该的。
有一天傍晚，一位东方女士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走进了餐馆。麦琪向她打了招呼，并按她点的菜写下订单、送入后厨。等待的过程中，那位女士忽然问麦琪是不是中国人，麦琪点头回答是的。
她便自我介绍，说自己来自日本，丈夫因工作调派到纽约，她和儿子也随之搬来。她说自己在家带孩子，不外出工作，平日都是自己做饭，今天突然想吃中国菜了，便带着孩子来试试。麦琪对她友善一笑。
接着，这位日本妇女问麦琪有没有看过电影《末代皇帝》。麦琪说看过。她又追问电影里提到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情节是否属实，麦琪随即点头肯定。
日本妇女显得十分惊讶，说自己从小到大，从未在课本里读到过这类历史事实，所以看到电影时感到震撼。麦琪没有多说，因为她深知日本政府从未将侵华历史完整写入教材，普通日本人自然难以得知那段真相。
不过，她还是给了一个温和的建议：既然这位女士现在住在美国，又懂英文，不妨找个时间到镇上的图书馆看看美国的历史书籍，从而了解那段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的事情。
日本妇女听后非常客气，微微弯腰向麦琪鞠躬致谢。这也是麦琪第一次与日本人近距离接触。她觉得这位妇女算是相当坦率，甚至主动提到了许多普通日本人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这段对话也让麦琪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日本人对日军侵华历史竟然一无所知。
在餐馆工作了几个星期后，麦琪开始与一些常客渐渐熟悉起来。其中有一位四十来岁的美国妇女令她印象尤其深刻。这位女士几乎隔三差五都会打电话来点同一道菜——清炒剑兰菜，然后等一会儿再亲自过来取餐。每当取餐时，若麦琪不太忙，她总会和她聊上几句。
有一次，两人不知怎么聊到了职业与工作的话题。这位美国妇女忽然向麦琪透露，她大学毕业后曾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broker），帮客户买卖股票。她说，当年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非常罕见，而她年轻时雄心勃勃，觉得一定要去试一试。
她描述交易所的场景时，神情依旧带着几分震撼：“那地方就像战场一样——所有人争先恐后，接电话、递单子、跑来跑去，你推我、我拉你，根本没有人讲理。” 她又压低声音，半开玩笑半抱怨地对麦琪说：“我每天都得穿西装裙子，还必须穿长丝袜，那是规定的工作服。你知道吗？每天至少要被扯破好几双丝袜。那种抢劲、那种紧张的节奏，你根本想不到。我跑着跑着，不小心擦到哪儿，丝袜一破就得马上换，我总是多带几双在包里。”
她摇着头说，那段时间对她来说实在太辛苦了：“我做了一阵就受不了了，觉得那根本不是人能干的活。我发誓再也不会回去做那种工作。”
麦琪当时对股票、交易所这种领域几乎毫无概念，但听她讲述得生动形象，仿佛亲眼看见了那个混乱嘈杂的金融世界。她不仅觉得有趣，也从这位女士的故事里学到了一些完全陌生的知识。
每天从杨克斯前往布朗克斯维尔的公车上，麦琪几乎都会遇到那位六十多岁的美国妇女。两人同路，又是固定的时间段，那趟车往往十分空旷，有时整节车厢里只坐着她们两个人。车窗外的街景一站站向后退去，车厢里却显得格外安静，也因此更容易让人交谈起来。
那位女士叫玛丽，性格爽朗而健谈。第一次彼此介绍后，她便毫不迟疑地向麦琪谈起了自己的生活。她说丈夫早已去世，孩子们也不在身边，如今独自住在杨克斯市的一间公寓里。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她仍然在一家美国餐馆做招待，靠着这份工作维持日常生活。说起自己的闲暇时光，她最常做的事，竟是去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拉老虎机。
那时候，大西洋城正值最兴旺的年代。周边各州还没有合法赌场，纽约每天都有大巴士成群结队地开往那里。早上把人送到赌场，让你在那里吃喝玩乐，到了下午再送回城里。许多巴士车费低廉，有的甚至还会额外送上二十美元作为招揽。玛丽讲起这些语气轻松，仿佛是在描述一次普通的郊游。
如果是在周一的公车上遇到玛丽，她常常会主动提起刚过去的周末：有时赢了钱，有时输了钱。麦琪虽然听说过赌场，也知道有专门的大巴士前往，却没想到玛丽去得如此频繁，便忍不住问她，难道不会因此输掉很多钱吗？
玛丽笑着回答，说输的时候确实有，但赢的时候也不少。要是赢了，她就去好好吃一顿；要是输了，也并不放在心上。输赢本就没有定数，对她来说，拉老虎机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也是她所理解的一种生活享受。
玛丽的话在麦琪的心里慢慢沉淀下来。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座城市遇见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餐馆里的客人、同事，还是这位每日同车的老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理解着生活、消磨着时间。玛丽那种对输赢、得失的淡然，与她所熟悉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却真实地存在于这片土地之上。
在布朗克斯维尔那家小小的中餐馆里，麦琪第一次真正走入了纽约生活的肌理：这里有与她一样为生计奔波的移民、有背负家庭期待的年轻人、有为工作疲惫却仍坚强的妇女，也有对异国文化充满困惑的人们。每天的接单、收银、与客人短暂而真诚的交谈，不仅让她学会了适应这座城市的节奏，也让她逐渐看见了纽约隐藏在喧嚣背后的温度。那些看似琐碎的片段——同事的体贴、客人毫无保留的故事、偶尔的小插曲与惊讶——都悄悄编织成了她在异乡立足的力量。回望那段时光，尽管艰辛，却也是她在纽约扎根的起点，让她第一次明白：一座城市真正的面貌，并不仅仅在高楼之间，而在每一双与她擦肩而过、又留下点点温暖的人们的眼睛里。
2025年12月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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