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4）老师说谎
我们四年级的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是小说《高玉宝》的一节。因为我早已读过小说，所以没太在意。不知为什么，老师讲着讲着，高玉宝的形象就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高大，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偶像。
有一天，老师激动地向我们宣布：最近我们邀请了高玉宝同志来学校作报告，他现在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住在北京，这次专门坐火车来锦州给我们作报告。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喜悦、兴奋，溢于言表。老师还特意找我的同桌陈宝纯谈话，告诉他，高玉宝的报告是以大队会的形式举办的，报告后要举行入队仪式，高玉宝会亲自为他戴上红领巾。陈宝纯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子，只是因为太淘气，上课爱搞小动作、说话等等老师眼中“不守纪律”的毛病，一直都没有加入少先队。老师很关切地告诉他，马上就从站一毕业升入五年级了，一定要在进入新的学校前把红领巾戴上。陈宝纯果然很受感动，举止大有改观，竟然变成了一个乖孩子。
高玉宝终于被我们盼到了。那天下午，我们全校师生在借用的新生电机厂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大会。身着崭新军装的“高玉宝”昂首阔步走上主席台，敬军礼后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抑扬顿挫，慷慨陈词。会场秩序出奇的好，掌声经久不息，我们这些崇拜英雄的小学生兴奋不已。最后，如老师所言，“高玉宝”亲手将一条红领巾系在了陈宝纯的脖子上，并勉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更大的进步。我看见了陈宝纯眼睛里的泪花。心想，这个淘气包竟然也会流泪。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个伙伴又去保二小学的操场玩儿，突然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不是“高玉宝”吗？“高玉宝”正带着一班学生上体育课。虽然他不再穿军装，但他的样子我不会记错，因为我听报告时足足盯了他两个多小时。我震惊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立即跑回去，找到王纯英，告诉了她这个惊人的发现，她却平静地告诉我:那天高玉宝报告前她在老师的办公室撞见了脱下旧制服，换上军装的高玉宝。她惊讶地问老师，高玉宝怎么穿便装来了，老师要求她:“看到的事情，不要说出去，记住，永远也不说。”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我班的熊江云。
听完我还是反应不过来，高玉宝怎么没回北京，到保二小学来教体育课了？我问了好几个在保二上学的小朋友，终于弄明白，那个人是保二小学的体育老师，只是到我们学校扮演了一场高玉宝而已。可是老师为什么要骗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大的谎言？我无法解释，这些天天教导我们做诚实孩子的教师竟然撒谎、制造骗局，我不能接受。一种受到了欺骗的愤怒，在我心里久久挥之不去。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骗了我们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编教材的出版社，还有作家荒草，还有高玉宝本人。《高玉宝》是我认真读过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次接受“忆苦思甜”的教材。因为《高玉宝》是纪实小说，书里的人物、地点都是真名实姓，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我的同代人都学过同样的教材，对于“周扒皮”的丑态和罪恶也会和我一样，有深入骨髓的痛恨。
可是，这一切却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周扒皮”，他叫周春富，是一个闯关东而落户辽宁大连瓦房店（复县）的农民，一生勤劳苦干，攒钱买地。他对待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节俭到吝啬的程度，对伙计却是宽厚和客气的。土改时他家拥有土地近200亩，被定为富农。1960年落实土改政策，第三次划成分，他还是富农。可是他早已经在1947年的土改斗争会上被乱棍打死了。因为一本小说《高玉宝》和一篇课文《半夜鸡叫》，他成了中国最有名又最名不符实的地主。
儿时读书的深刻烙印，使我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几天学，却能写出影响几代人的作品的人物充满了仰慕和好奇。几十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忘记过高玉宝。在我和姐姐插队农村的日子里，当我们深夜在访问赵大娘的山沟小径疾走时，我的思路都会游离到那个“半夜鸡叫”的场面。我问姐姐:“那样一个残忍狠毒的地主怎么没用皮鞭大棍抽打长工，吆喝‘起来！干活去’,而是猥琐的钻进鸡窝里学鸡叫，弄得满脸鸡屎？”当时，我们就站在半夜三更的农村土地上，周围一片漆黑，连路都看不见，怎么铲地？白天铲地，晚上衣服还没脱，又去铲地。还天天如此？我的问题一个个冒出来，姐姐也无法解答。
改革开放的大潮冲淡了《高玉宝》留给我的痕迹，可是我的疑问依然存在。2009年，我读到一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名为《半夜鸡不叫》的书。几年之后，我又在订阅的《作家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忆文，说的是1963年的一天，部队军官高玉宝去了周春富的家乡，通过他的熟人一再嘱咐乡亲们：“外面如果来人问我在没在周家干过活，你们不要乱讲话，一定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事实是，高玉宝没有在周春富家当过雇工，更没有半夜鸡叫的神话。《高玉宝》一书是奉命之作，是为了宣扬阶级斗争、批判旧社会的黑暗和地主的罪恶。《高玉宝》的出版发行使得周春富，一个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冤枉致死，并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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