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古大姨离开我家不久，经邻居介绍，来了一位姓陈的阿姨。她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她只有三十几岁，梳着两条长辫子，她爱走动，爱逛街、爱串门，不像古大姨那样总在家收拾这，归拢那。她也领我上街，可奶奶不太喜欢她。
奶奶离开后，陈阿姨在我家当家作主的日子来了，她和介绍她来我家的老乡,我们的邻居王叔叔,来往的特别密切，什么东西都往他家拿，有时还让我送过去，包括做好的饭菜，没做的粮食和蔬菜。一次，邻居赵大娘告诉妈妈，陈阿姨公然当着她的面把一整袋没开封的面粉送到王家了。这件事我也知道，但没有对爸妈讲，因为我去过王叔叔家，他们家里只有他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他们只住着一个北屋，屋子里很暗，没有什么摆设，吃的饭也很简单。我想，陈阿姨送给他们东西也没影响我们生活,但爸爸妈妈经过讨论认为东西的缺失不重要，她和王叔叔的亲密关系，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辞退了她。
一次，妈妈的一群学生来家里吃饭，一个叫王翠媛的学生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忙里忙外，提到她姐姐王翠梅可到我家当保姆，妈妈当时就答应了，一点儿没犹豫。几天之后，王大姨来到了我家。她是从彰武县农村来的，家里有婆婆、小姑、一儿一女。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小姑和儿女都在读书，婆婆老迈，家庭成份是地主，家里没有劳动力，靠她一个人挣钱养家，生活十分艰难。
王大姨和妈妈一个姓，妈妈让我们叫她大姨，还告诉我们，她和妈妈是姐妹，所以很多年中我都认为她是我的亲姨，是妈妈的妹妹,妈妈的学生就成了我们的三姨。大姨来后，弟弟不再去老毕家了，我们也不再去医学院食堂吃饭了，家里的一日三餐分外热闹。大姨对我们一家人特别好，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做的饭也好吃。妈妈说大姨要养活一家人，负担太重，所以将她的工资涨到四十元（古大姨时是三十元），还负责给她买衣服、鞋等全部生活用品。星期日全家人一起去公园玩，大姨也和我们一起去,我们拍的全家福里，大姨和妈妈并排坐在一起。
大姨抽烟，她有时派我去买烟，是八分钱一盒的“握手”牌香烟。我看到爸爸有时也抽烟，是“前门”牌的，就对妈妈说，要让大姨也抽前门牌的烟。妈妈便让爸爸买烟时，给大姨带出一份,大姨就不用再抽那又浓又呛的“握手”烟了。大姨对我说，这烟的味道真好，你爸妈真好。
大姨刚来时，看我每天抱着连环画报看个没够，以为我已经上学了，可是我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念“什么”，有时一连几个生字就念“什么什么”。大姨听了纳闷，就接过书看，然后一字一字的告诉我读音和含意。
有时读着书上的故事，大姨会给我讲她自己的故事。大姨念过六年书，很喜欢读书，可是日本鬼子来了，父母就不让她去学校了。家里很早给她订了亲，丈夫是一个文弱书生，结婚不几年，就得病去世了。大姨一个人带着儿女回了婆婆家，婆婆家又成了地主，土地和房子被分了，人被斗了，生活难以为继。大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白皙的面容现出忧郁。她非常希望她的儿女能继续读书，但又怕因为家境艰难使他们读不下去。我对大姨说，到时候爸妈一定会帮助她的。大姨点头说，我信。最高兴的就是我了，我以为大姨会永远在我家呆下去。
大姨爱看电影，每次都带着我和弟弟，最常去的是锦州电影院。大姨喜欢的电影跟妈妈不一样，她带我们看过“画中人”、“女驸马”、“墙头马上”、“天仙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看到的香港电影“男大当婚”，满场都是笑声。妈妈说，那叫喜剧。大姨每次都带我们去电影院里的小卖部旁，看那里挂着的电影明星大照片，共有20多幅。大姨对他们的名字很熟悉，慢慢地我也记住了他们。
1958年，在贴满街头的“大跃进”标语中有一条是“街街巷巷办工厂，家家户户无闲人”。这个标语还被写进了一首歌词里。大姨被定位为“闲人”。街道干部来到我家，对妈妈说，街道办了托儿所，让大姨到那里去带孩子，是为大家服务，而在我家，只带弟弟一个孩子，为我们一家人服务，是“受剥削”。爸爸妈妈当然不会让大姨继续“受剥削”，只好同意让大姨去参加“街道幼儿园”的工作。大姨去街道幼儿园上班了，弟弟也被送到了这个幼儿园, 大姨还是吃住在我家，妈妈照常给大姨发工资。
这个所谓的幼儿园是一个普通住户的房子，屋内有一个小炕，地上没多大地方，窗户外是铁栏杆，送去的小孩只有三、四个，没有任何摆设，没有玩具，没有水果，几个小孩每天只能站在炕上扶着栏杆向外张望。每天晚上，我都迫不及待地去接大姨和弟弟，然后一起回家。这个小破“幼儿园”很快因为没有孩子再来而解散了。
大姨又被派到了一个更远的幼儿园，在第四中学附近的一个胡同里。我总会想起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回家时的情景，三个人边说话边走着回家，弟弟太小，走不动远路，大姨只好一会背着他，一会领着他走，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家。那时候，妈妈晚上给我们做饭，她怕大姨太累了。好在时间不长，这个大跃进诞生的幼儿园就解散了，街道上没人管了，大姨和弟弟又回来了，我们的幸福又开始了。
不久，大姨身体不适，妈妈带她去医院，查出了心脏病,其实她早已染病好多年，只不过是强挺着罢了。妈妈给大姨买了口服药，并决定减轻大姨的工作，弟弟被送到了古塔一园，家里要洗的大件衣物送洗衣店，小衣服每个人自己洗，大姨只负责做饭一事。我和姐姐负责洗碗，扫地，擦玻璃。而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和星期日，妈妈自己下厨房。
半年以后，大姨的身体逐渐好转，脸色也开始红润了。这时候，大姨的小姑、女儿、儿子都上中学了，她很挂念他们，妈妈让她回家看看。回来后，大姨说，她婆婆贫血，很消瘦，家里的状况也不好，孩子们常常吃不饱饭，读书都成了问题。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让她们全家都搬来我家，因为她家没有劳动力，还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在农村生活太苦了。这样，大姨一家人全从彰武县农村搬到了我们家。
他们一家算上大姨一共五口人，三个念中学的哥哥、姐姐和小姑姑，再加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都住在了我和姐姐的屋子里。屋子里放了四张单人床，我和姐姐住进了壁橱拆掉后的隔断里，大姨一个人住在做仓库的小屋里。家里热闹起来。每天晚上三个中学生都要学习，写作业，我和姐姐趴在自己的床上看小说，不时抬起头看着他们挥舞圆规，三角尺，坐标尺等等埋头计算的样子，很是有趣。因为小姑姑和哥哥要准备升学考试，每天都要学习到很晚。那个奶奶，瘦得吓人，脸色白里透青，不爱说话，也不笑，我有点怕她。
有一天妈妈向大姨发了脾气，因为大姨在做饭的时候做了馒头和苞米面饼子，让哥哥、姐姐和小姑姑三个人吃苞米面饼子，并让他们提前吃了晚饭。妈妈知道后很生气，说不能全家人吃两样饭，要吃大饼子也要全家一起吃。大姨辩解说，三个孩子的饭量太大了，她实在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在老家时还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呢。可妈妈说，既然住在一起，就不能区别对待，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的。大姨听了妈妈的话，从此再也没有单独为他们做粗粮，全家都在用写字台改成的大饭桌上吃一样的饭菜，那个奶奶还享受妈妈专门为她买回的各式糕点、糖果。
一次，我在景蓬家里玩儿，跟陈义阿姨聊天时提到大姨一家的处境。陈义阿姨竟记在心里，没过多久就帮忙把大姨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到了锦州。后来大姨家的哥哥、姐姐和小姑姑分别升学、就业，一家人搬进了离我家不远的一栋房子。
1964年，大姨家的姐姐上了大学，哥哥和小姑都进了国营大厂，家人不愿大姨当“保姆”了，她和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开了。大姨离开我家后，没有在家享清福。她呆不住，去卖冰棍了。我上中学时，大姨就在和平商店门口卖冰棍，每天放学，我都会绕到那里，和大姨说上一会儿话，然后吃一根冰棍再回家。妈妈带我和姐姐上街，也常常拐到大姨家看看、聊一会儿天。大姨也常来我家。她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的亲姨，一直都是。
我的大姨，一位惦记我，疼爱我的亲人只活了不到五十岁，在文化大革命的刀光剑影中去世了。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去了他们家，悼念亲爱的大姨。
小时候，大姨常常逗弟弟：“长大了挣钱给谁花？”弟弟每次都会清楚地回答：“给大姨。”我虽然觉得自己是大孩子了，不会说出那样幼稚的话来，可是我一直都在想，长大后，一定好好对待大姨，给她买好吃的东西和好看的衣服，不让她干活，让她享福。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她没有享过清福，她一直都在承担着重担，而不愿成为子女的负担。她一直在严寒烈日下卖着冰棍，白皙的皮肤晒得又红又黑，瘦弱的身躯日益衰老。每一次见到她，我心里都会很酸楚,总劝她不要再卖冰棍，劝她在家好好休息，但她总是笑着告诉我：“大姨不累，在家呆不住。”不知疲倦的大姨就在永不停歇的劳动中离去了。
我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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