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向帝国转变前后的罗马社会面貌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的转型，大致与中国从战国到秦汉统一的时间相近，但道路迥然不同：中国逐渐走向中央集权与官僚制，而罗马则走向城邦共和与公民兵制。罗马王政并非完全“轮流选举”或者完全世袭的制度，其早期受到贵族文化和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深刻影响，其王权在形式上受到贵族文化和伊特鲁里亚政治传统的启发，既具有贵族家族间流动的特征，又保留了选举认可的因素。
最后一任罗马的国王于公元前509年被驱逐后，共和政体确立，政治权力由元老院与执政官掌握，同时平民通过消极不合作的“平民离城”运动赢得保民官制度与《十二铜表法》以在法律逐步上获得了部分制衡贵族的权力。在法律和政治上，平民部分地实现了与贵族的平等，成为罗马公民。
共和早期，罗马城邦凭借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公民兵制，以及逐步制度化的罗马军团，向外扩张，逐渐征服周围的拉丁部落、萨姆奈特人和伊特鲁里亚城市。共和中晚期，罗马与西地中海强权迦太基爆发三次罗马-迦太基战争，并在公元前2世纪逐步征服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国家，包括马其顿王国及其继承者的领土。
长期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逐渐衰落，大量土地集中到贵族和富豪手中，形成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庄园（Latifundia）。尤其是第二次罗马-迦太基战争（公元前218–201年）后，随着大量战俘被奴役，庄园经济迅速扩张，成为意大利本土的主要经济模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依赖谷物救济和临时援助维持生计的贫民阶层。
罗马的社会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开始尖锐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公元前133-121年）试图恢复自耕农经济，缓解贫富差距，但因触动贵族利益而失败。兵源问题同样日益严峻，传统公民兵制无法为持续扩张的帝国提供足够士兵。于是马略在公元前107年进行了军事改革（大致与中国的汉武帝时代重叠），由公民征兵制转向以贫民为主体的募兵制。这一改革虽解决了短期军队人力问题，却也使士兵的效忠对象从国家逐渐转向将领本人，为日后的罗马内战与军阀混战埋下隐患。
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征服，让罗马的文化风貌在共和中晚期也发生了显著转变。早期罗马以简朴、尚武为美德，但随着罗马-迦太基战争和东地中海征服带来的财富与奴隶大量涌入，贵族社会迅速向奢华与享乐倾斜。大量希腊文化输入（哲学、艺术、奢侈品）使罗马文化更加多元，同时引发保守派对道德沦丧的批评。家庭依旧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长制（pater familias）赋予家长对婚姻与生育的绝对权力。多子女家庭受到宗教和社会荣誉的鼓励，但随着奴隶数量增加和社会结构变化，这种传统家庭伦理逐渐被削弱。
在长期战争、土地兼并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罗马社会逐渐显露人口下降和家庭伦理松动的趋势。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开始参与权力斗争，最终在公元前27年确立个人统治地位，被元老院上尊号为奥古斯都（意即受尊崇的至高权威），成为罗马的事实上的皇帝（即使他本人一直自称为元首/第一公民，且罗马仍保留共和制度的元老院）。
正是在这种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压力下，奥古斯都开始推行更具强制力的人口政策与社会立法，以恢复家庭伦理与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