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之死 - 5a 醋海疑云
醋海疑云(1966年7月)
筒子楼三单元,东头第二间。
十二平米。一张凹陷的双人床,一张油漆剥落的五斗柜,一张瘸腿方桌,两把吱呀作响的竹椅。墙皮剥落,露出灰黄砖胎,像被遗忘的承诺露出的骨头。窗台上那盆茉莉,枯死两年,方来凤舍不得扔——不是因为怀念,而是因为扔了,就等于承认:连梦都该醒了。
八岁的儿子蹲在门口,用粉笔画跳房子格子,咳嗽声断续传来,发烧已持续四天。五岁的女儿抱着缺了纽扣眼的布娃娃,坐在小板凳上,沉默如影。
陈志远还没回来。
方来凤坐在床沿,缝补他的白衬衫——袖口又磨破了。针脚歪斜,像她凌乱的心跳。不是不会缝,是手在抖。
上周,她发现他衬衫领口有一道浅红印子,像口红吻痕,或是背叛的记号。她质问,他眼皮都没抬:“教研室墨水瓶翻了。”可墨水是黑的,不是红的。她不是傻子。
她盯着那道印子,想起1956年春。
那时她追他,在宿舍楼下站到半夜。他从不拒绝,也从不回应。她送酸梅汤,他收下;她写信,他不回;她哭着说“你不娶我我就跳井”,他沉默良久,只说:“……别闹。”
可当组织问“是否考虑结婚”,他点了头。
不是因为爱。
是因为她太吵,而他太懒。
懒得解释,懒得拒绝,懒得在“革命家庭”这件事上多费一句口舌。
婚后十年,他从未叫过她“来凤”,只在需要递水、盛饭、关灯时,淡淡一句:“喂。”
他回家,吃饭,看报,写思想汇报。
她说话,他“嗯”;她哭,他翻页;她发烧,他递水——动作标准,眼神空洞,像完成一项组织分配的日常任务。
他不是不爱她。
他是根本没把她放进“爱”或“不爱”的范畴里。
她对他而言,就像那张瘸腿方桌——存在,碍事,但换一张更麻烦。
方来凤第一次真正“看见”校长,是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她躲在教研室门后,透过玻璃缝隙,看校长独自批改作业。阳光斜照,落在她花白短发上,竟泛出银丝般的光泽。她坐得笔直,脊背如松,手指因常年握笔微弯,却稳如尺子。偶尔咳嗽,立刻掩嘴,仿佛连病痛都要服从纪律。最刺眼的是那件白衬衫——洗得发薄,却一尘不染,领口扣到最上一颗,像一道无声的防线。
方来凤数过:校长每天七点到校,从不早退;午饭永远是一碗素面;下班前必擦净桌面,教案码齐,连粉笔都按长短排好。
这种近乎苛刻的体面,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不可侵犯”。
可正是这份不可侵犯,让她心里发痒、发恨。
她自己嗓门大、衣领沾饭粒、孩子哭闹时手忙脚乱,活得像一团乱麻。
而校长,连孤独都那么整齐。
真正刺穿方来凤的,是老王。
她曾看见他黄昏时在校门外的槐树下等她。两人并肩走,很少说话,脚步却始终同步。有次校长在批斗会上被推搡,头发散乱,衣领撕开,老王站在人群最后,没喊口号,没鼓掌,甚至没动——可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不是怜悯,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沉静的确认:“我在。我一直都在。”
那一刻,方来凤忽然明白:
校长之所以敢挺直腰背,是因为她知道——有人站在后。
而她呢?
陈志远连她发烧三天都视而不见。
他回家只吃饭、看报、写思想汇报,像完成一项组织分配的日常任务。
他从不看她,除非她吵得他无法落笔。
她曾试着也把领口扣到最上,却觉得窒息。
镜中女人汗湿、油渍、杂乱——陌生又可怜。
“别人都说她是好老师,”她在心里咬牙,“可我看得清——她不过是靠那副样子骗男人。”
她忽然想起丈夫昨夜翻《毛选》时,无意识哼了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那是校长在教师会上引用过的句子。
那一刻,她明白了:
他爱的不是女人,是这种“干净”。
而她,永远脏兮兮的,连爱都带着汗味和油烟气。
门吱呀响。陈志远回来了,手里攥着几张油印传单,边角被汗浸软。他没说话,把传单压进五斗柜底层,动作轻得像藏起一件脏衣服。
“吃饭吗?”她低声问。
“吃过了。”他答,头也不抬。
她盯他后颈——那道红印还在,淡了,却刺眼。胃里一阵翻搅。
“又去校长办公室了?”
他笔尖一顿:“教研会。别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她猛地站起,眼泪涌出,“儿子发烧三天,你问过一句吗?女儿画全家福,你看都没看!可你有空陪校长谈《红楼梦》,谈苏联小说,谈‘春风又绿江南岸’?”
他合上书,眼神冷如冰湖:“方来凤,我和校长没说过几句话。你再这样,我搬学校去住。”
这话如刀捅心。她扑过去抓他衣领:“你敢走?孩子怎么办?家怎么办?你是不是早想甩了我们?”
他甩开她,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厌烦:“整天疑神疑鬼,像个疯子!”
“我不是疯!”她嘶喊,泪水滚落,“我是怕!七岁被外婆扔村口,抱着破碗站三天,没人要我!现在我有家,有孩子,可你的心……从来不在这儿!”
他沉默片刻,忽然轻声说:“来凤,感情不是救命稻草。你抓得越紧,越会沉。”
她如遭雷击,嘴唇哆嗦:“……你后悔了?”
“我没说后悔。”他语气缓了,却更伤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同志,安心支持我的工作,相信组织,也相信我?”
“因为我不是‘别的同志’!”她嘶喊,“我只有你!你要不要我,我就什么都没了!”
他眼神闪过一丝动摇,很快恢复疏离,转身继续写“思想汇报”——那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政治正确,比家庭完整更重要。
那晚,油灯昏黄。她从床底抽出蓝布本子,封面写“教学笔记”,内页却是她的妄想:
7月3日:他拿着她给孙行的苏联画册,手指在封面上停留,像在抚摸她的皮肤。
7月8日:他夸她“原则性强”。他从没这样夸过我。
7月12日:穿白衬衫去校长办公室,停留47分钟。
7月18日:校长咳嗽,他递水,手指碰她手背。
7月22日:共用红笔批作文,笔尖相触三次。
每条都是她躲在楼梯拐角、窗台阴影里,用想象拼凑的“证据”。最后一页,她画了个圈,圈里写:“荡妇。”
隔壁传来儿子咳嗽。她推门进去,替他掖被角,手指在他瘦小肩头停留片刻,像在寻找依靠。
她不知道真相:
校长从未正眼看陈志远。他连她全名都记不清。在他眼里,校长只是符号——“老革命”“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代表”。他敬而远之,不是仰慕,是避险。1966年春,风暴将至,谁还敢靠近“黑帮”?他的批判文章只用“某校领导”代称。
但方来凤不信。
他衬衫干净,她以为为“她”穿;他深夜未归,她断定在“她”办公室谈心;他皱眉,她解读为“为校长烦心”。她的嫉妒,源于恐惧——怕自己不够好,怕丈夫离开,怕“完整家庭”的梦彻底破碎。
如今,学校停课,大字报满墙。她听见女教师们议论:“校长打扮精致,还穿白衬衫,资产阶级作风!”“瞧她那腰,以为自己还是姑娘!”“长得漂亮就是祸根,男人都围着她转。”
这些话如毒药,渗入她心。
明天,她要去学校。
她要当众揭穿校长——不是“好老师”,是破坏家庭的狐狸精,是旧社会的腐烂货。
她要说出来。
至少,有人会信她。
至少,他们会站在她这边。
她只知道:
若守不住这个家,她就一无所有。
而地平线上,风暴已翻涌——
准备吞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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